馬克思在反黑格爾主義方麵最明顯的例子是主體問題，或者說推動發展的能動的中介。作為一個思辨哲學家，黑格爾將精神看作主體。對馬克思來說，中介或因果關係被置於個人或構成群體的人類活動中。馬克思完全重置了主體的場所。在黑格爾看來，最終的主體是精神，或者說泛邏輯的辯證的展開。
1839～1841年，盡管仍然受到鮑威爾的影響，但馬克思已將主體轉化為個人。與鮑威爾決裂後，在1846年的《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將主觀性的中心定位於生產的社會力量之中。換言之，在生產的社會力量中產生的人類活動成為變革社會的中介。
鮑威爾畢生都主張自我意識的首要性。鮑威爾將個性與自我意識結合起來，並將主觀的自我意識看作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馬克思再次在自我意識的普羅米修斯形象中模仿了鮑威爾。在博士論文的序言中，這位博士候選人寫道：“哲學並不隱瞞這一點。普羅米修斯的自白‘總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學自己的自白，是哲學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對不承認人的自我意識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應該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識相並列。”①
馬克思的反黑格爾主義將自身拓展為黑格爾的自我意識觀點。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最後一節“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中，馬克思揚棄了黑格爾基於曆史的推動力是精神而不是人類勞動的主觀性思想。②此後，馬克思從未放棄關於人類活動的思想。他認為，人類的勞動力或精神創造力是曆史發展的唯一中介。
為了實現批判，我們有必要借鑒兩種黑格爾主義的形式。由鮑威爾和馬克思實踐的批判成為自我意識思想與本質—現象模式的綜合，而對這種綜合的共識表明，馬克思和鮑威爾在親黑格爾主義方麵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