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教育哲學不是從1949年才開始的，而是從1919年開始的。1919—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30年是我國教育哲學發展的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出現了中國教育哲學的第一個高峰，完成了教育哲學學科初建的使命，為新中國教育哲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第一，完成了中國教育學科初建的使命。
我國雖然有悠長的教育思想史，但作為學科的教育哲學源於1919年杜威的來華演講。1919—1949年，30年的教育哲學大致可以分為引進、初創、繁榮、低迷四個階段。第一，1919—1922年為引進階段。這個階段主要伴隨著杜威在華的講學。根據杜威的演講，金海觀等整理了《杜威教育哲學》(商務印書館，1921)、常道直編譯了杜威的《平民主義與教育》(商務印書館，1922)。這一階段所引進和研究的多是杜威的教育哲學思想。第二，1923—1926年為教育哲學的初創階段。教育哲學作為一個學科在中國初創，其標誌是1923年範壽康的《教育哲學大綱》出版。盡管這本教育哲學著作還帶有納托普《哲學與教育學》的痕跡，但它畢竟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教育哲學著作。第三，1927—1937年為教育哲學的繁榮階段。這一時期，學術環境寬鬆，教育哲學處在發展之中，出現了教育哲學難得的“黃金十年”①。這一時期出版的譯作不僅包括杜威的著作，還有魯斯克的《哲學與教育》(華嚴書局，1929),芬賴的《教育社會哲學》(中華書局，1933),亞丹士的《教育哲學史》(中華書局，1934)。國人自編的教育哲學著作不僅數量多，而且出現了一些力作。吳俊升的《教育哲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35),先將哲學問題加以討論，然後討論教育哲學。北大校長蔣夢麟在序中稱讚該書“思想的清晰，文字的暢達，傳述的忠實，實為近年來出版界不可多得之書”。新中國教育哲學奠基人黃濟評價該書體係完整、內容豐富，居所有“教育哲學”專著之冠。②第四，1937—1949年為教育哲學的低迷階段。主要原因是抗日戰爭自1931年開始，到1937年升級，抗日救亡壓倒一切。這一階段的幾本教育哲學多是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出版的，內容偏向於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更接近於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