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西方哲學研究領域出現了強調否定性、差異性和解構性的後現代主義哲學思潮。學者開始對本質主義的基本信念、命題及學術和政治後果進行批判性反思，從各個不同的領域提出許多尖銳和顛覆性的意見。這些質疑匯聚在一起，從根本上動搖甚至否棄了本質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論信念，開辟了當代知識觀和認識論的新視野。這一時期，教育本質研究從對概念的探討，對方法論的重視走向對本體論的質疑。石中英的《本質主義、反本質主義與中國教育學研究》③理性地審視了教育學研究中的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學者對本質的有無、定在還是生成、一元還是多元、絕對還是相對具有不同看法，很多學者借鑒不同領域的成果拓展了教育本質研究，哲學領域的現象學、解釋學、分析哲學以及倫理學、生態學等都對教育本質的研究開始產生影響，教育本質研究形成多元化趨向。
一、本質確定性的終結：對教育本質的質疑
20世紀90年代中葉以來，中國教育學界就開始從不同的方麵反思本質主義的知識觀和認識論路線，並著手探索教育學研究的新認識論基礎。1995年，毛亞慶在《從兩極到中介——科學主義教育和人本主義教育方法論研究》中詳細分析了本體論思維及其對教育學理論建構的影響，認為正是這種思維方式和信念使教育學理論研究熱衷於“本質問題”,“失去了主體意識”,“變成了規律加例證的學說”,“趨向僵化封閉”。郝德永的《從“規律”的證實到意義的解釋：教育學的語義轉向》一文指出，教育學在追求精確化的存在依據時陷入了普遍主義方法論所規範的原子化的、非曆史的、本質主義的誤區中，而且正是這種普遍主義的方法論使教育學的合法地位受到質疑。①《天津市教科院學報》2001年第5期刊發的《關於教育本質研究的研究》一文，開宗明義地探討教育本質的“有”與“無”。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