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斯在討論自由的過程中，由於強調實證事物的真實性而不是強調對它的克服，並且由於總是求助於對“否定”與“實證”哲學的區分，所以實際上由此說明了思辨有神論者與謝林晚年所講的實證哲學相互交疊的兩種方式。沃爾特·舒爾茨曾警示不要將謝林與思辨有神論者拉得太近。②在這裏，我的意圖並不在於介入關於謝林或長期或短期思想生涯中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問題的爭論。毋寧說，謝林關涉到我們的討論，是因為他的實證哲學為費爾巴哈以及其他青年黑格爾派成員樹立了完美的人本主義世界觀的榜樣，而這樣的世界觀也為許多黑格爾的批評者所共享。實際上，謝林的實證哲學雖然在許多細節上與思辨有神論大為殊異，但它對於界定19世紀三四十年代反黑格爾運動的哲學話語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謝林的實證哲學與其說是主要通過實際的學術研究而被認識，不如說是主要通過“道聽途說”和傳言而被獲知，因為自《對人類自由本質的研究》在1809年出版之後，他就再沒有公開出版或發表過任何著述。人們所知道的謝林在這之後的哲學思想，主要是來自20年代(19世紀)早期他在埃朗根做的演講，以及1827—1828學年第一學期在慕尼黑做的關於現代哲學史的著名講座。①慕尼黑的講座已對“實證”和“否定”哲學進行了區分，這在他1834年為法國哲學家維克托·庫辛的一本書作的序中得到了更進一步的說明。②在為庫辛的書作的序發表之前，“實證哲學”就已經進入了德國哲學的詞匯當中，被魏斯、小費希特，尤其是第一次公開評論謝林新哲學思想的斯塔爾《法
哲學》第一卷所使用。具有反諷意味的是，盡管謝林抱怨思辨有神論者和斯塔爾嚴重曲解了他的實證哲學，但對於一個十分看重自己公共形象的哲學家來說，卻從理解的缺乏中獲益良多。正如埃德曼在1853年回憶時所說的那樣：“對實證哲學的內容以及如何從否定轉變到肯定知道得越少，越會有人根據自己的口味來塑造一個謝林的形象。當沒有人知道謝林在講什麽的時候，會有如此之多的思想家珍視他，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