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1843年在給費爾巴哈的信中說，“謝林的哲學就是哲學掩蓋下的普魯士政治”①。馬克思在此直接指向謝林與威廉四世反動政權的合流：威廉四世1841年任命謝林接手柏林大學黑格爾的哲學教席，並要求他“清除黑格爾泛神論的種子”②。然而，在更深層的意義上，馬克思指認的是謝林的實證哲學和普魯士政治神學之間的深度關聯。正如馬克思與費爾巴哈所看到的那樣，謝林關於人格的有神論觀點的聲言，直接連接到複辟政治思想的同源主題上去了。關於人格的神學和政治話語的核心問題，就是密切關注不可再分的唯一的意誌的本質和條件，簡言之，關注專製製度的本質。謝林的啟示哲學從其淒婉的形而上學層麵來講，就是要得出這樣一個正統的結論：曆史揭示出上帝的絕對統治和權威。與此類似，神授的個人權威的合法性是拿破侖被擊敗之後複辟時代保守主義政治思想家要去論證的主要問題。複辟主義者對個人權威政治之先驗根源的關注和考究，使保守主義政治思想家與黑格爾的必然性邏輯發生了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