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辟的天然敵人是打出“弑君王、反獨裁、揚民主”旗號的法國大革命。然而，複辟在一個更寬泛的意義上，強化了18世紀保守主義對啟蒙的複雜回應。弗雷德裏克·貝舍認為，並不是所有18世紀的保守主義都反對啟蒙。①進而，貝舍對保守主義進行了一種有意義的區分：一種是“專製主義者”的保守主義，其中許多人都是力倡啟蒙專製主義的啟蒙者；另一種是“莊園主義者”的保守主義，其代表人物賈斯特斯·莫澤的意旨即在於守護作為反對專製主義國家向心力之保障的舊的封建莊園國。②在分類的意義上，需要加入捍衛或者重新主張舊的家長製的國家觀念的保守主義。在這種國家觀念下，正如克勞斯·愛潑斯坦指出的那樣，“君主提升他的臣民的一般幸福，以此取代現代君主為了非個人的國家最大目標而犧牲這種幸福的原則”①。這種家長製的保守主義當然與莊園主義的保守主義是不相兼容的，但它們都把啟蒙的專製主義視為共同的敵人，因而啟蒙保守主義與這兩種保守主義有著質的差別。雖然許多現代啟蒙主義者對法國大革命充滿恐懼，因而紛紛走向對舊的君主製度的捍衛，但他們中的一些人始終保持著對政治理性的基本信仰。在革命的挑戰麵前，他們並沒有從理性中退縮出來，而是要求得到更多的理性。結果，普魯士那些最大的政治改革運動，如18世紀90年代對一般農業法的引介，1805年和1815年斯蒂恩和奧古斯特的改革，都旨在發起“從上而下的革命”,都希望以政治理性主義的思想產物來為保守主義的目標服務。②
同被稱作複辟意識形態之父的莊園製保守主義繼承人和家長製保守主義繼承人，卻又是相當不同的。法國大革命的事件，使主張自然權利和理性政治改革的先鋒派與守護給定權利和現狀甚至是前現狀的保守派之間的對立更加尖銳。埃德蒙德·伯克雖然廣泛閱讀了德國的曆史，但他對這一狀況做出的回應遠不及賈斯特斯·莫澤的回應重要。③莫澤在18世紀90年代善於論辯的文章中，將針對德意誌王國(主要是顯赫的普魯士)啟蒙理性改革的前革命的等級敵對，與對革命的反抗連接起來。1800年之後的德國保守主義話語，重複性地將普魯士國家的改革和同樣超越法國君主製的理性精神聯係起來，因為這兩者都強調以抽象的法律規範和非個人的官僚國家取代個人的權威關係。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