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宗教上那樣，在政治上，黑格爾被斥責為“製造”法國大革命和官僚專製主義的理性批判精神的一個縮影。黑格爾常常被看作普魯士國家的保守主義辯護士，但這對於複雜的黑格爾政治哲學來說是極不公平的，也不能說明他在何種程度上將保守主義思想與激進的政治文化複興結合起來。然而，正如在黑格爾宗教哲學的討論中所呈現的那樣，引發最激烈譴責的，並不僅僅是他的思想之明顯的進步基調(保守主義者反對這一點，而許多德國自由主義者因為這一點而拒不承認黑格爾主義是一種反動哲學);毋寧說，真正激怒那些自身旨在形成一種基督教國家觀念的保守主義者的，是黑格爾“成為一個基督教哲學家，一個基督教政治的哲學家，一個政治神學家”的斷言。關於黑格爾政治思想爭論的焦點，如果不計任何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直接的衝突，那麽應當在於後革命時代政治中的基督教意義。由此可以發現，典型的虔誠主義者指責黑格爾抹殺了教會和國家之間的區別，並將國家神聖化。①保守的新教政治思想家雖然對“世俗”和“神聖”之間的區分保持懷疑，但他們卻還是利用宗教來實現縮小社會和政治等級差別的世俗目的。相反，黑格爾把他的政治哲學建立在宗教與政治、神聖與世俗之統一的論斷基礎上。為了理解這種衝突，以及為了理解黑格爾派成員費爾巴哈、盧格、馬克思等人的政治思想，有必要深入考究黑格爾政治世俗化的觀點。
我們知道，黑格爾將基督教看作自我意識自由的一種宗教，是現代曆史的一種內在原則，因為“世界曆史是自由意識的過程”①。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在黑格爾看來，主體如果不能在具體的政治和社會世界之鏡像中認識其內在自由，那麽自由就是抽象的。因此，他小心翼翼地指出，將基督教原始的精神原則延伸到世俗的領域“是一項推進性的工作，這項工作的完成需要一個艱難的、長期的過程，一個不斷教化的過程”②。在黑格爾的特殊語境中，“世俗化”準確地說就是這種教化的過程，而這種教化被視為外部世界逐漸順應內部世界、外在政治曆史逐漸順應內在精神曆史的過程，這種“聚合論”使黑格爾能夠討論現代曆史的兩大事件——新教改革和法國大革命——之間的內在關係。宗教改革將基督教的基本自由注入到生活中來，在喬基姆·瑞特看來，這是通過創立“轉向自我、自己的思想信仰、自己的祈禱、自己對上帝尊崇的自由個體的宗教”③而實現的。黑格爾認為，現代社會個體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被證成是新教的原則，但法國大革命又將這種自由轉化為現代世界的法則以及所有真正的政治和社會秩序都必須建基於其上的具體原則，盡管實現這種轉化的方式不盡完美。這種發現了其無限的精神價值的、擁有內在自由的人，或許認為他的自由的本質已成為現代世界的普遍原則；從現實世界到精神自由的天國之過渡，在他看來再也不會是必需的、不得不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