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35年的信中，費爾巴哈將斯塔爾描述為“從最新的謝林主義哲學之神秘夢想的陸地走出的使者”①。斯塔爾實際上精通謝林的實證哲學，但比這更為明顯的是，他也接受了那個時代大部分的保守主義思想。他深受啟蒙的影響，與曆史法學學派密切地關聯在一起，他希望自己的工作將會為理性主義之死樹立墓碑。②斯塔爾《法
哲學》(第一卷出版於1830年)的出版，使其開始成為旨在重申新教教會和國家中權威的保守主義運動的先鋒。1830年的法國大革命強化了斯塔爾反民主、反理性主義的情結，並使他進一步將神學和政治哲學結合起來，以此捍衛君主製度。在這一點上，斯塔爾與宗教覺醒中的其他正統派大致相同。
斯塔爾1832—1840年在巴伐利亞埃朗根大學擔任教授。1840年，也就是謝林接替黑格爾哲學教授職位之前不久，斯塔爾成為柏林大學法學院教授職位的提名人，這一職位是愛德華·甘斯這位有名望的黑格爾主義法學家去世之後留下的一個空缺。斯塔爾的提名得到了亨斯登伯的虔誠主義小組以及薩維尼的強力支持，薩維尼將斯塔爾的政治哲學當作其曆史法學研究的形而上學基礎。③然而，許多柏林的保守主義者並不讚同斯塔爾來到柏林，這不僅是因為他出生於猶太家庭，而且也因為他是哈勒新封建主義理論的擁護者。實際上，斯塔爾真正成為普魯士的保守主義先鋒，是在他的《君主製的原則》19世紀40年代中期出版之後。1840年，將他強力“推薦”給普魯士新國王威廉四世與新教育和文化大臣艾科恩的，是他對黑格爾的批判(這在當時是眾所周知的)。他被召喚到柏林大學也就是為了聯手謝林來驅趕黑格爾的幽靈。實際上，斯塔爾在19世紀30年代名揚於德國知識界，主要是因為他對黑格爾政治哲學持之以恒的批判。他對曆史法學學派及其代表人物薩維尼的同情，使他成為黑格爾最大的敵手之一，但不能忽視的一點是，他對黑格爾的批判是通過將謝林的實證哲學調整為政治理論而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