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講的道德，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基督教與自然的、政治的、市民的、社會的人或其他非基督教徒的合體。”①在《基督教的本質》中，費爾巴哈的這種描述，表明了青年黑格爾派在基督教的信仰、政治和社會相互滲透問題上的理解的複雜性。1841年，費爾巴哈出版《基督教的本質》一書後，像費爾巴哈這樣的青年黑格爾派成員開始很清楚地認識到，有必要改變基督教脫離世俗政治、社會主體的超世俗性。在費爾巴哈的這本著作中，一個中心任務就是分離基督教與“人”,從而使被基督教信仰扭曲的政治的、市民的和社會的生活得到解放。對費爾巴哈及19世紀40年代的黑格爾左派來說，這並不是一項突然出現的任務。在這一章及以下兩章中，可以看到，在19世紀30年代，由於其時的社會政治氛圍及知識分子的關注和影響，一些黑格爾左派開始猛烈地抨擊基督教特別是新教所帶來的社會及政治效應。
在黑格爾派成員中，費爾巴哈最先對基督教的信仰與政治、社會間的聯係進行了批判。在19世紀30年代，人格主義已在新教中占統治地位。隨著對基督教文化和社會的認識越來越清晰，費爾巴哈發表了一係列抨擊人格主義的激烈言辭，這已不僅僅停留在神學或哲學層麵。因為當新教重新確認了反黑格爾泛神論的人格原則時，費爾巴哈直麵了新教的這種行為的政治和社會方麵的問題。費爾巴哈介入人格主義的爭論，使他走上了反對他那個時代正統哲學和神學的道路，也在他的思想準備中注入了政治激進主義的素材，最後，為他日後批判黑格爾奠定了基礎。
本章對費爾巴哈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高度重視可能會顛覆一些讀者之前的觀點，這些讀者已習慣於將19世紀30年代的費爾巴哈在本質上看作是一個執著於由黑格爾唯心主義、現代哲學傳統及基督教信仰所提出的認識論、本體論和神學問題的哲學家。重申一下導論中的一個限定性條件，我並不認為費爾巴哈的哲學依附或服務於他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研究。這可能需要重新在社會政治和哲學神學之間進行界分，但這又是我要挑戰的內容。在強調費爾巴哈指向基督教市民社會的宗教一哲學批判時，我的目的即在於消除對費爾巴哈思想之一維度的長時間的忽視，而這一維度對於理解他的思想發展以及他在一般意義上對黑格爾派激進化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