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巴哈1830年發表《死亡與不朽》時，認為隻有以匿名的方式，才能夠對基督教所講的個人不朽的觀念進行攻擊。由於斯塔爾以及其他虔誠派成員在埃朗根大學已經獲得了很高的名望，所以試圖在此獲得永久教席的費爾巴哈似乎有理由以匿名的方式來發表這一著作。①實際上，他的作者身份暴露之後，他也就永久地失去了他的大學教席，雖然19世紀30年代早期他在巴伐利亞以及普魯士曾經煞費苦心地去加以挽救。他身份的暴露並不偶然：一個事實是，《死亡與不朽》延續了他20年代作品的主題，雖然這一點隻有少數的幾個朋友和老師知道；更重要的一點是，費爾巴哈越來越不在意這部著作的禁忌，因而他經常在通信中引用其內容，似乎謹小慎微就會讓他失卻與傲慢對抗的自由立場以及曆史意義。①
作為一部攻擊基督教的著作，《死亡與不朽》預示著費爾巴哈成熟的宗教批判思想的形成。當然，這本書本身也構成了對宗教的實質性批判。如果事實正如卡爾·路德維希·米克萊托在1841年指出的那樣，“上帝人格”的問題支配了先前10年的哲學討論，那麽,《死亡與不朽》則表達了對這一問題的激烈駁斥。瓦托夫斯基認為，費爾巴哈隻是到了1838年才開始正麵攻擊人格概念②,但費爾巴哈在《死亡與不朽》中對上帝人格與個人不朽之相關性的緊密關切，表明實際情形並非如此。費爾巴哈博士論文的主要標靶是當時流行的主觀唯心主義，《死亡與不朽》則將批判的對象擴大至基督教以及新教的正統派、虔誠派和理性派。
如果沒有看到《死亡與不朽》同時也指涉政治問題，那麽它的意義也將被大大低估。在費爾巴哈批判基督教個人不朽觀念的話語深處，包藏著一係列社會和政治的思想關切，這在其19世紀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早期的著述中進一步被彰明。費爾巴哈居住在柏林的時候，《死亡與不朽》的部分內容就已經成形，但總體而言，這本書還是迎合了1830年法國革命引發的思想潮流。③雖然我們難以找到直接的例證來說明費爾巴哈對七月革命的回應，但是正如他1830年之後的大部分信件的內容所表明的那樣，《死亡與不朽》對當時的反動力量進行了極大的挑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