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與不朽》匿名出版之後，費爾巴哈從激進的反基督教立場轉向了關於現代哲學史的研究。然而，他的三本重要的曆史著作遠不止於一種學術性的研究，而同時也通過對現代哲學發展之過程的批判澄明了他自己的思想。他的《從培根到斯賓諾莎的現代哲學史》②,開啟了他對影響自己哲學思想的曆史之根的再考察。在這本著作中，費爾巴哈批判了以前的經驗主義和原子論的單向性和抽象性，同時也批判了唯心主義。他批判唯心主義將經驗論降低為意識的自我反思，而這種批判不僅隱性地將矛頭指向了黑格爾，也指向了他自己博士論文中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費爾巴哈的每一次曆史研究，都標誌著他向新的經驗主義和唯物主義邁出了重要一步，而新的經驗主義和唯物主義也正界定了他在19世紀40年代的哲學。①
曆史研究帶給費爾巴哈的那種出奇的鎮定，被他變得越來越強烈的關於個人、思想以及政治的挫敗情緒所驅趕。他對基督教的公然對抗，以及他的反神學的黑格爾主義立場，使他成為埃朗根保守的虔誠派群體中的一個被孤立者、被遺棄者。雖然他在埃朗根的演講都沒有薪酬，但他的關於可得到薪水教席的申請一概遭到了拒絕。他在巴伐利亞越來越孤立，他得到一份工作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於是在1832年他去了法蘭克福，計劃從那裏移居巴黎。在德國他感覺到被迫害，也不能表達他的思想，而巴黎在他看來“完全適合我的個性和哲學”②。當他的計劃因為他父親不能夠支撐他在巴黎的生活而最終破滅時，他決定在普魯士從事學術工作。
自此之後，費爾巴哈重新開始接觸柏林的那些黑格爾派成員，甚至也包括在過去被他認為是“一個偉大的思想者的奴仆”③的那些人。1834年5月，黑格爾派刊物《科學批判年鑒》的主編亨寧致信費爾巴哈，告知他柏林黑格爾派對他的《現代哲學史》的反應是積極的，因此邀請他加入主要的黑格爾派組織“科學批評社”。費爾巴哈接受了這份邀請，同時也應亨寧之約為《科學批判年鑒》寫了幾篇評論。約翰·托維斯曾指出，費爾巴哈在1834年與黑格爾組織之關係的恢複，不是一種簡單的投機行為，因為他重新宣稱與黑格爾派的連接，乃是基於他對吞沒埃朗根的基督教神秘主義的深惡痛絕。④費爾巴哈以一個更大的現象描述他對埃朗根的感覺：“這不是一種局部的罪惡，基督教又一次以其蠻夷之勢吞並了整體歐洲。”①不過，在所有再生的基督教形式中，最讓費爾巴哈厭惡的是在他的家鄉巴伐利亞形成的思辨哲學與虔誠神學的合並，這在謝林和斯塔爾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佐證。1833年下半年，費爾巴哈對青年謝林唯美論和直覺論發起的尖銳攻擊，轉換為他對老年謝林實證哲學的辛酸批評。但與此同時，隨著費爾巴哈對從“最新的謝林主義神秘主義哲學夢境”②中走出的“使者”斯塔爾的批判之熱情的**，他(指費爾巴哈)對謝林本人的“仇恨”在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