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39年的一篇文章中，傑出的黑格爾主義法哲學家愛德華·甘斯指出了反黑格爾政治哲學運動中的一個重要變化。在1832年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二版前言中，甘斯通過譴責自由主義者指證黑格爾過於屈從普魯士國家而捍衛了黑格爾。他現在注意到，“隨著風向標的變換，1832年以來發動的對黑格爾的攻擊來自於另外一方”;而隨著這股勢力的勃興，黑格爾主義“與自由主義相比越來越感覺腹背受敵”①。正如甘斯指出的那樣，黑格爾主義是德國政治中普遍的保守主義轉向的一個犧牲者。1830年的法國革命激起了德國自由主義者以及共和主義者的極大希望，德國憲政改革則在這場革命的影響下遭遇了嚴重的挫敗。②最臭名昭著的反對立憲製的運動，發生在普魯士之外。在黑森一卡塞爾，威廉二世於1832年發起了一場反對憲法的運動，他在混亂的1830年曾被迫接受憲法條規。當黑森州議會被解散、其發言人西爾維斯特·約旦被逮捕之時，議會在捍衛自身以及憲法上是無能為力的。撒克遜政府同樣也鎮壓了政治的暴動，並解散了議會。在漢諾威，當歐內斯特·奧古斯特於1837年取得王位的時候，他也解散了議會並宣布憲法無效。這些情況中的每一個，都在整個德國引起了強烈的回聲。①當哥廷根的七位反對奧古斯特行為的教授被草率解聘、其中三位被流放的時候，漢諾威政府的這場軍事政變引起了德國其他地方的密切關注。②當殉道者死於迫害、自由主義觀點重新廣泛流布(如在“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中)時，自由主義者謹小慎微地表達了他們脆弱的希望和收獲的意義。另一方麵，保守主義者則大膽地相信，國王的法令可以在政治上(不是在自然上)平息潮湧。
在普魯士，複辟主義者於19世紀20年代發起的針對改革時期之精神的“反攻”,在30年代產生出了效果。③虔誠主義者在1830年“哈雷事件”期間對新教理性主義神學家的指責，使官方開始對學術職位的候選人進行嚴密審察。當普魯士於1835年向德意誌聯邦承諾取締青年黑格爾派的作品時，它也就率先再興了1819年的卡爾斯巴德法令。普魯士政府於1837年竭力去解決與天主教會在萊因區的長時間衝突，手段是以叛逆的罪名監禁了科隆的大主教並接管了其轄區。普魯士自由主義者對這種專斷權力之運用的反應，與他們對“哥廷根七君子”事件的義憤填膺相比顯得溫和許多，這也表明自由主義原則往往是會成為反天主教的犧牲品的。科隆事變揭示出，德意誌君主政治對立憲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所持的理想越來越嗤之以鼻，這與漢諾威軍事政變所揭示的情況並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