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希爾對施特勞斯的回應，已經表明了在轉世說的本質這一問題中神學與政治的混雜，但將施特勞斯爭論中的政治性推向前台的，卻是海因裏希·列奧於1838年對青年黑格爾派發起的批判。青年列奧是一位執著的黑格爾主義者，但成為哈勒大學的曆史學教授之後，他開始接受政治中的正統主義和宗教中的正統新教之原教旨主義。①對黑格爾主義的這一“叛逃”,使列奧“理直氣壯”地指出：黑格爾右派實際上已經拋棄了黑格爾哲學，所以他們可以被當作欺騙的偽君子立即排拒於黑格爾主義之外。列奧在反對黑格爾中派和左派——他真正的敵人——的時候，更是無所畏懼地用一連串的抱怨來指責後者所謂的泛神論。②甚至於，他索性將青年黑格爾派的宗教“異端邪說”與其革命的政治訴求直接關聯在一起，而這也不足為奇。③然而，與前麵講的人相比，列奧在其言論上影響更大，因為他是在施特勞斯使黑格爾派格外容易受到“祛宗教”“褻瀆上帝”之類譴責的時候拋出其言論的。他指證激進的黑格爾主義者是黑格爾的正宗繼承人，由此也就直接抨擊了在黑格爾右派中流布的自我質疑④,這種質疑是在黑格爾學派“危險”發展的情勢下提出來的。更有甚者，列奧強調應當以更有勸誘性的審查者、監禁者的話語來取代學術爭論，這大大增加了政治—神學論辯的苦澀與陣痛。列奧對警察行為的呼籲發生於“哥廷根七君子”迫害事件之後不久，它是引起黑格爾主義者警覺的導火索。
列奧論調的提出，是青年黑格爾派激進化的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列奧頗具挑釁性的攻擊，使黑格爾左派瞬時產生的迫害感和異化感變得具體而真實，同時也使其願意承認哲學與神學的衝突必須被納入政治領域中解決。在激進的黑格爾派刊物《哈雷年鑒》上發表的無數回應列奧的文章也揭示出，在黑格爾派沿承的對普魯士國家理性主義的信仰與其對騷亂的普魯士現實的感受之間存在明顯的落差。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