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分歧的政治人格之爭，對於19世紀30年代後期和19世紀40年代黑格爾激進主義之發展不啻為一種重要的催化劑。我們已看到，這一爭論正是德國政治在君主製之本質、立憲改革以及更廣泛的政治參與等問題上更大衝突的一種表征。所有這些問題在1789年法國革命的實踐政治形式中最早被提出。1815年席卷歐洲大陸的君主和專製霸權的複辟短時間內控製住了這些問題，但1830年七月革命又重新激活了所謂的“運動黨”。然而，法國革命在德國引起的回聲，不僅僅隻是震撼到自由主義者和一小部分共和主義者進而使其處於警覺狀態。德國社會主義的曆史就開始於七月革命——這不是就無產階級政治的形式而論的，而確切地說，是就巴黎學派關於一個社會平等的新時代的預言而論的。法國社會主義觀念在德國的接受與放大，是一個比黑格爾主義與非黑格爾主義在普魯士的衝突範圍更廣的現象，這與19世紀30年代的立憲之爭是十分相似的。然而，在標誌德國社會主義之討論的神學與社會問題的交匯中，德國人對這種新的社會思想的興趣是與30年代後半期的關於泛神論和人格主義之政治論辯交叉在一起的。
泛神論之政治話語必須與政治論辯一道被視為黑格爾左派激進化的關鍵因素。
赫爾曼·魯勃曾這樣寫道：“社會問題在19世紀30年代初期是一個發現；到19世紀40年代末，它變成了口號。”①德國“社會問題”在兩個方麵具有“發現”的意義：首先，社會觀察者、新聞工作者、官員以及知識分子越來越注意到德國下層群體的窘境。②觀察者發現，過去長期被認為是貧困者固有的、穩定的困難已發展成一種不斷惡化的普遍貧瘠和無家可歸，這與那個年代百萬德國人的客觀狀況完全一致。無數的現代研究者認為，普遍貧瘠是適應新興工業資本主義秩序之陣痛過程的一個結果。③但實質上，工業化在當時德國隻能帶來一種初生的陣痛，存在的一些工廠並不能成為大規模貧瘠產生的根本原因。學者們現在也基本達成了一個普遍的共識，即這種嚴重危機的經濟根源隻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而不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與工業化有關。19世紀30年代德國較低的社會階層處在這樣一些問題之交叉的煎熬中：一方麵是18世紀晚期以來人口的急劇增長，另一方麵是下層群體之解放的要求，還有就是緩慢發展的經濟根本無力吸收在轉型——從野蠻社會到工業社會——初期形成的大規模就業大軍。④在鄉村，不斷增長的人口、貧民擺脫農奴製的解放、公有土地的占用①以及減少對貧民合法義務的新的貧困法，使一個新的無土地的貧困階層產生出來。在城鎮和城市對封建殘餘的攻擊，也帶來了類似的結果。隨著德國廢除了對行會的保護，工匠在自由貿易和主導性的工業化之壓力麵前變得敏感而脆弱。一部分技藝嫻熟的工匠能夠進入新的工廠管理層這樣一個相對安全的職位上，而剩餘的工匠則隻能與來自鄉村的那些貧民為獲得有限的、低薪的工廠工作機會而競爭。德國的任何一個部分(除城市工人和工廠)在1850年之前都沒有“工業”經濟，但城市工人卻使之在19世紀30年代的時候就產生出來了：工人不再與舊的行會有任何關聯，他們現在是在規模不等的機械化工廠中勞動。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