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的語境中談論“社會主義”頗有幾分時間錯位，因為這一指涉到特定的、自我覺知的意識形態的專用名詞，是在30年代中期開始使用的①,這一情況需要說明。但我們可以梳理出(在更早的時段內)由一些法國社會理論家——他們曾一度試圖解決由法國和英國新的工業社會之形成所帶來的問題——開引的重要思想支流，其中就包含有傅立葉對商業社會的尖銳批判以及通過愛與群體團結來改造社會的詳盡的思想計劃。②不過，傅立葉的名著《四種運動論》在出版之後的25年內，在法國並沒有很多追隨者，而相反，19世紀20年代晚期的社會探索領域由聖西門的門徒所掌控，這讓傅立葉十分懊惱。③聖西門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從美國獨立戰爭的一名士兵到法國戰爭的投機商，從貴族伯爵到窮苦的社會預言家；從自殺的絕望到目空一切的自負，從精神失常到溫和的瘋狂。他在法國革命政治下提出的經濟設計耗費了他將近一生的時間，而最終又讓他窮困潦倒。他放棄這一設計之後，於1800年開始去思考道德和社會問題。在接下來的25年內，他完成了一係列令人歎為觀止的著述，在其中他以關於未來社會之烏托邦的視野來深度地審視社會和經濟問題。④聖西門1825年去世之前，已經吸引了一小幫虔誠的追隨者，其中有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的學生和新畢業生，也有巴黎複辟活動的共謀者。⑤他去世後不久，包括奧林德·羅德裏格、阿曼德·伯讚德、菲利普·布歇等在內的第一批門徒，以及成為空想社會主義富有感召力的領導者的普羅斯珀·巴斯林米·昂方坦，共同組建了“聖西門社”,並主辦了短期刊物《生產者》(1825—1826)。在《生產者》與接踵而至的《組織者》(1829—1831)和《地球》(1831—1832)上，以及在1828—1830年於巴黎舉辦的人數眾多的公共演講中，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一套引人注目的社會和倫理學說。聖西門的門徒澄清說，他們並不是在簡單地重複老師的話語，而是在聖西門卷帙浩繁和兼收並蓄的著述之啟發下發展一套有活力的學說。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