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追溯了19世紀30年代泛神論和人格在社會政治話語中的兩條路徑。首先，19世紀30年代晚期普魯士關於憲政和主權的討論，從它與施特勞斯將黑格爾哲學激進化引發的爭議的交叉中吸取了能量和意象。其次，空想社會主義宗教社會主題和德國關於人格討論的不期而遇，極大地影響了19世紀30年代德國興起的關於社會問題的討論。如接下來的章節即將展示的，這兩條主線在許多方麵交織在一起。盡管如此，強調針對基督教人格主義的所謂“政治”批判和“社會”批判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依然具有重大意義。當我們在接下來的章節中談到海涅、赫斯、契希考夫斯基、費爾巴哈、盧格以及馬克思的時候，這將更為明顯。本章剩下的內容將集中在通過討論柏林大學卓越的黑格爾派法哲學家甘斯來初步探索這些緊張關係。在1839年英年早逝以前，甘斯對於19世紀30年代的社會政治爭論的研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投入。他試圖以黑格爾的框架來調和這些爭論的政治和社會維度所付出的努力，與接下來我們即將探討的那些更加激進的處理方法形成了極其有意義的對比。
甘斯從來不是黑格爾的正式學生，但是黑格爾後來將他視為自己最有天賦的追隨者之一。在甘斯於19世紀20年代中期成為柏林大學法學教授之後，是他，而不是黑格爾自己，對一代學生講解了黑格爾政治哲學的複雜性。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學生中，馬克思分別在1836—1837學年上學期和1839年選修了甘斯的刑法和普魯士普通法的課程。①甘斯1839年去世之前，已經寫了數卷關於財產法的曆史和哲學的文稿，還有許多關於發生在他老家普魯士以及整個歐洲的政治事件的文章，而且還出版了一種遺腹版本的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甘斯在1826年科學批評社的成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這是一個黑格爾派為回應普魯士皇家科學院而成立的“對立學術機構”。他還是這一機構旗下雜誌、黑格爾主義在德國的主要傳聲筒《科學批判年鑒》的重要合作人。②作為一個黑格爾派學者和自由主義者，甘斯已經習慣了遭遇反對，他早期也受到過普魯士官方的反猶太主義機構的迫害。由於他是猶太人，當局拒絕給他任何學術職位。這次經曆強化了他作為猶太人的身份認同，也有助於解釋他在“德國猶太人解放協會”以及後來的“猶太人文化和科學協會”中的共同創始人和領導者的角色。那時，他還是柏林大學的一名學生。他在職業上一直受挫，直到1822年，威廉三世頒布一道特別的內閣命令給予了他回應，該命令解決了1812年猶太人解放法令中導致猶太人不能獲得教學職位的含糊不清的說法。在這個他一直期望的職位上，甘斯得到了一份政府津貼，使得他可以支付1825年在巴黎的大部分開銷。在國外，他轉向了新教，那是對猶太學者開放的唯一路徑。他回到柏林，終於能夠開始在這所大學任教。學術成就和政治積極性的結合甚至在青年時代就塑造著他，並且使得他死後被德國民主黨人和自由主義者讚頌為“為自由而演講的人”,一個在反動的年代裏“將講台當作法庭”③來宣示他對自由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