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甘斯反對空想社會主義者從社會科學向新社會宗教的轉變。但在19世紀30年代，在那些自認為被早期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學說所吸引的進步德意誌人那裏，這樣的沉寂是異常的。對於那十年裏一些重要的左翼知識分子而言，德國哲學的會集、空想社會主義者之問題的修複以及法國傳統革命的平均主義，引發了對德國哲學遺產的深度重新評價。正如我們在前一章所看到的那樣，德國的形而上學與法國的社會思想的結合，促進了德國泛神論與人格主義對於社會一係列新的關懷之討論的展開。在這種意識形態混合物的壓力下，我們先前在費爾巴哈早期作品中發現的對基督教內在本質之政治一社會影響的恐懼，銳化為對基督教文化利己主義以及對物質需要漠不關心的直接攻擊；在這種情勢之影響下，許多激進的德國知識分子被迫以社會神學的形式來闡述他們的思想。除了給這些德意誌人一個令人信服的關於宗教的和社會“轉變”的預言外，新基督教還引領他們去尋找能使哲學成為改變世界的一種力量的行動原則。法國與德國這個主題的重疊，將追溯到海涅、赫斯以及契希考夫斯基的著作。這一章將重新審視海涅、赫斯以及契希考夫斯基遭遇到的費爾巴哈那具有巨大影響的關於社會泛神論中的神學與唯心論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