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討論的重點將放在海涅、赫斯與契希考夫斯基三者思想的共同點上，不過必須以承認他們之間的差異為前提。目前它滿足了對每一種不同情景的描述。海涅第一次接觸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時，他還居住在德國。那段時期他正緊張地與教派開戰，但現實的情勢卻迫使其於1831年5月流亡至巴黎。在這三個人當中，海涅與空想社會主義的關係最早、最緊密，並且受到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也最深。與此同時，懷疑論與幻滅感在海涅思想裏卻是最早出現的。到1836年，海涅不再忽視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中與自己對等級製度與權威的厭惡以及對民主共和主義和新教傳統之批判理性主義的同情相矛盾的方麵。與海涅相反，赫斯與契希考夫斯基僅從書本和筆記中了解法國的思想，這可能是空想社會主義在法國的運動已經失去其活力後持續影響這兩個人幾年的一個原因，這種影響與對海涅的吸引具有同等效果。①赫斯是萊茵區一個猶太商人的兒子，沒有受到過正式的教育，自學的薄弱在他的第一本書《人類的神聖曆史》(1837)中充分暴露出來。盡管如此，《人類的神聖曆史》還是常常被看作是寫於德國的第一本社會主義著作，它將空想社會主義的關鍵要素整合到通往社會主義曆史救贖的特殊預言中。盡管契希考夫斯基寫於1838年的著作《序言》看起來也有預言的性質，但他否認了任何的革命憧憬。①他所處的情況幾乎難以與赫斯區別開來。作為一個波蘭天主教貴族，契希考夫斯基接受了令人羨慕的教育：首先是在他父親的財產——圖書館中進行學習，然後再到柏林大學深造。契希考夫斯基受到的嚴格教育，以及他在柏林大學時對黑格爾哲學的專攻，使《序言》成為專門討論黑格爾和德國唯心論問題的著作。空想社會主義雖很重要，但卻隻是契希考夫斯基努力打破德國哲學僵局的輔助性要素罷了。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