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會主義對費爾巴哈可能產生的影響並沒有隨著費爾巴哈轉向“感性”而終止。本章內容將從社會神學的觀點出發——這種觀點我們已追溯到海涅、赫斯和契希考夫斯基那裏——來重新審視費爾巴哈寫於19世紀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初期的那些影響深遠的著作。兩個主題尤其值得注意：首先是費爾巴哈對其哲學的實踐傾向的持續性堅守；其次是我們可以認為是晦暗不明的他的曆史哲學。
毫無疑問，他的實踐轉向部分地看是對黑格爾左派其他領導人的一個回擊，這些人在他看來更加明確地探討了政治話題。然而，我們所討論的大部分內容——19世紀30年代晚期關於人格問題的宗教的和政治的辯論，一係列保守的政治浪漫主義，關於社會泛神論的話語的出現——似乎都使費爾巴哈堅信他對神學的批判是一項政治使命。這種對實踐的強調反過來又深深地根植於費爾巴哈對現代歐洲曆史發展的理解，和他對人們由以可能進入一個新的和更加自由的時代之進程的斷言。
當費爾巴哈把當下描述為一個批判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對立原則之間的衝突期待著一個革命性的解決方案時，他借用了空想社會主義曆史哲學中的術語。① 如他所示，這種衝突是宗教和現代性之間的衝突；但費爾巴哈並沒有僅僅停留於發現這一簡單衝突，他描繪出這兩大對抗性力量之間微妙的辯證關係。盡管他不得不承認宗教依舊統治著歐洲，但事實上費爾巴哈將現代性視為對基督教的實際否定。即在實踐中，現代已經轉到一個內在的、今世的向度，而且人類已經取代上帝，成為宗教信仰的中心。盡管費爾巴哈已經受夠了作為一個黑格爾派哲學家總是聲稱這些現代性的特征是通過
新教而第一次進入這個世界的，但是他堅信人們隻要承認新教在精神上堅持的個人主義、對日常生活的肯定和對自然與世俗國家權力的認可已經在現代歐洲新的哲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結出了果實，他們就已經確認了現代的基本趨向已經致使基督教在實踐中過時。因此，費爾巴哈堅稱，現代無信仰主要不在於像他自己那樣的批判，而在於現代生活和信仰的矛盾。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