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巴哈常常被認為是一個完全否定性的思想家，這與他對宗教的批判立場是一致的。不過，當我們在19世紀30年代人格主義與泛神論的政治化與社會化爭論語境中考察他時會發現，一個有建設性的、積極的方麵，本質上也明顯包含在費爾巴哈的目的中，同時在他那個時代也具有重要意義。像契希考夫斯基、赫斯、海涅，甚至那些早期法國社會主義的預言家一樣，費爾巴哈試圖超越基督教文化衰弱的社會與政治的影響。像他們一樣，他尋找在當前情勢下人類社會一個劃時代轉變的根源。如果我們把費爾巴哈界定為一個“社會主義者”(這又是在道德意義上來說的，有人或者會說，這幾乎是在前社會主義意義上來說的),他的積極的社會主義的“大綱”由什麽構成呢?未來的種子是什麽?費爾巴哈的社會化的政治視角是什麽呢?
費爾巴哈對基督教在創造一個私有的、利己的社會中扮演的角色的認識，明確表達了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法國與德國的激進主義的一個中心主題。但在這個社會政治的批判背後，我們或許也看得出18世紀人們關心的基督教的政治影響的反響。這些都起源於啟蒙運動過程中關於基督教在羅馬沒落中的角色的討論。伏爾泰與吉本都指責基督教破壞了古代政治生活的公共精神，但是盧梭把對基督教的譴責與對商業的批判聯係起來，使得二者都必須為現代自我中心主義的社會承擔起相應責任。①他強調，基督教不僅摧毀了古代的公民道德，因其超世俗的利己主義，它也是當前“公民教育”的一個障礙。②盧梭設想的作為真正共和國必不可少一部分的公民宗教，旨在將基督教、公眾與積極分子完全顛倒，三者中基督教信仰是個人的、消極的。
盧梭對現代基督教消極的觀點給青年黑格爾派造成了很大的壓力。③黑格爾也力圖創造一個“公民宗教”,盡管他的《民眾宗教》是建立在早期基督教的真理之上的。與黑格爾認為已蛻化為一個“實證的”外部權威的信念的曆史形式形成對比，18世紀90年代中期的基督教的精髓是，“道德的命令是信仰的基礎，不是它命令的儀式，也不是它勸誡的或承擔的積極的學說”④。基督最初的啟示，黑格爾宣稱，是激勵人們成為一個“來自人類自身的存在的自由美德”⑤的人。因此，基督的話語不是以法令或者禁令的形式，而是以訴諸“我們的心”的內在能力的形式去回應“道德的挑戰”⑥。勞倫斯·迪基有力地證明，黑格爾分析基督教從“道德宗教”衰落到“實證的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複興道德與基督教與生俱來的激進主義，進而以此作為當代世界的改革的潛在資源，當代世界的共同生活是由“商業社會的社會經濟路線”日益組織起來的。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