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巴哈社會聯合的原則取代了集體工作中對私利的追求。然而，和早期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他的這一原則也暗示，在社會化工作和政治活動之間存在一種概念上的連續性，因為兩者同樣都是導向人類本質之實現的活動形態。那種試圖通過在一個有意義的公共語境中消解所有的人類活動的方式去克服基督教市民社會的非政治化的嚐試，在費爾巴哈這裏同樣有效，正如在空想社會主義者或者他們的德國支持者那裏所做的嚐試一樣：使區別於社會領域的人類活動領域的政治概念——這一概念追溯到亞裏士多德，同時在近現代自由主義思想中依稀可辨——貶值。因此，當費爾巴哈呼籲建立一個能確保“在國家事務中有積極的參與”和“廢除政治上的等級製度和人們的無理性”①的共和國時，這一政治立場在更進一步的審視之基礎上揭示了共和主義和社會主題的一種互相滲透，就像我們在海涅的詩集中所看到的那樣。人類的政治必須也必然會構成一個整體，因為費爾巴哈不願意像海涅那樣將人類的“精神”需求與“物質”需求分離開來。這種政治的目的在於取代作為指引人們努力追求人類完善的自我意識活動的宗教。或者，將盧梭的話以反諷的方式倒過來說，“政治”必定成為費爾巴哈所預見的新人道主義文化的市民宗教。②然而，如果非異化的人類之愛，作為政治上最高的實踐準則而達到頂峰，那麽我們必須麵對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中所提出的悖論，即“最高理念，非政治的神，非塵世的感覺是愛”③。為了理解這個悖論並獲得一個更深入的對費爾巴哈政治學概念的洞察，我們必須簡略審視一下他對基督教曆史的陳述。
像他的啟蒙前輩們一樣，費爾巴哈把基督教普世的愛的原則看作是與羅馬帝國的精神背道而馳的。然而，他認為羅馬帝國的滅亡是必然的、無缺憾的：“帝國如果施行讓人們聯合起來統一遵從於它自己的理念的令人不大滿意的政策，那麽它就到了必然終結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