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以德語為《對兩個世界的審視》撰寫政治文學報道時，法國作家泰蘭迪爾抱怨青年黑格爾派“奇怪的、半神學的、半共和的演說”①。泰蘭迪爾沉悶的描述被很好地應用於盧格，盧格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承擔了同樣的批判，這種批判是施特勞斯和費爾巴哈在神學中所追求的內容。②的確，如這些名人在神學領域所做的一樣，盧格設立了短暫的青年黑格爾派運動的政治議程。從1839年愛德華·甘斯之死到1843年《德國年鑒》的鎮壓，盧格，不容爭辯是最突出的進步的黑格爾主義政治作家。但是不像甘斯，盧格對黑格爾的政治體係發起了根本性的攻擊。再者，與甘斯相比，盧格的思想路徑也促使他遠離了自由主義的主要原則。在馬克思之前，盧格比任何左派黑格爾主義者更有力和更清楚地標誌著激進的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分道揚鑣。然而，由於盧格是一個堅定的新聞界和代議製政府的捍衛者，很多早期的學者選擇把他歸為自由黨人，以及德國資產階級爭取解放的領軍人物之一。鑒於這個觀點，德國的自由傳統被同化，他也因此“分享”了此傳統中公認的缺陷，即對權力的信任和對國家自由認同的意願。在盧格生命的最後幾年裏，他的“絕對國家”的觀念和他對俾斯麥的支持似乎將他置於這樣一種境況，即詆毀19世紀德國自由主義者的傳統，這些自由主義者在1848年革命失敗後成為權力國家的崇拜者。①
事實上盧格和很多其他三月革命的激進主義者一樣，常常把自己認定為反對普魯士專製主義的重要運動中的自由主義者。②但是盧格在任何意義上來說既不是集權主義者也不是自由主義者。相反，在他最激烈和最重要的活動時期，從1838年到1843年，當編寫了《哈雷年鑒》和它的後繼者《德國年鑒》之後，盧格轉向了徹底的激進主義，這種激進主義混合了古典民主共和主義和社會層麵的集體主義。這一章將會說明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神學政治學關於人格的爭論如何作為一種重要的媒介來銜接盧格越來越激進的立場。鑒於這種常見的修辭學和意識形態的背景，盧格的思想發展與我們在前兩章中追尋的軌跡在許多重要的方麵都很相似。然而，在費爾巴哈的社會政治責任深深嵌入他的神學和純理論哲學批判的那些地方，盧格的政治思想就停留在明確而簡潔地闡述人格的神學批判的社會和政治影響這一層麵。盧格的著作就像是一麵三棱鏡，折射出施特勞斯和費爾巴哈神學—政治學的研究直接朝向政治和社會方麵的蛻變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