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盧格早期生活的傳記資料現在一應俱全，我不打算贅述。①我在這裏隻是想強調與我們主題相關的某些因素。盧格1802年生於瑞典一個叫“裏根”的島，作為一個孩子，他目睹了拿破侖的軍隊占領他的島嶼。當他還是一個青少年時，他就秘密地致力於“民族覺醒”的事業。當時愛國的熱情燃燒了整個德國東北部，構成對法國的侵略和占領的回應。作為一個年輕的學生，盧格的愛國情懷在哈勒和耶拿得以複蘇，在這裏他參與了德國的學生運動，被卷入了“學生社團”的一個叛翼組織“青年聯盟”。“學生社團”在反抗拿破侖的鬥爭中率先對法國發起反抗，但是其成員的浪漫民族主義和憲法要求的混合使得他們在複辟時期造成滋擾。所以，“學生社團”在1819年的卡爾斯巴德法令中被取締。由於參與了“青年聯盟”,盧格在1824年被捕並被判十五年的監刑(在一個名叫“庫徘尼克”的監獄)。在腓特烈·威廉三世赦免他之前，他服刑六年。盧格後來認識到爭取國家獨立自由的戰爭不僅反對拿破侖也反對法國大革命，而法國大革命的原則他並沒有抨擊。19世紀40年代，他成為“反動的”德國愛國主義分子的有力對手，並且他追溯19世紀初反法國的德國沙文主義青年團體的血統。然而，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到19世紀40年代，他繼續尋找爭取國家獨立自由的戰爭中壯烈犧牲的範例，將其作為積極的市民道德的榜樣，以此來表達他真正的公共精神和政治生活的理想。①
監禁沒有冷卻他的浪漫**，無疑他背景的其他方麵和開發智力的興趣已經足夠了。首先，如盧格在他的自傳中告訴我們的，他在一個新教理性主義的氛圍中被撫養長大。他的父親和魯根當地的牧師都是理性主義者，他在施特拉爾鬆德中學讀書時的老師是康德主義者。②在遭遇黑格爾主義之前很長一段時間，盧格吸收了啟蒙思想的這樣一個信仰，即宗教的核心能與理性相容，對天啟教的懷疑隻是信念的積極形式。如盧格在1838年所說，宗教改革運動的核心是精神的力量“在它自己的基礎之上設立自身，並給予它自己以自身與上帝的關係”③。在19世紀，這種理性的個人主義很容易支持自由的政治。④然而，正如黑格爾已經做的，盧格遠離了新教的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潛在可能性，並且強調新教不可能形成新的集體生活信念的基礎。直到1841年，盧格才堅持黑格爾的新教自由理念世俗化的視野。盡管他已經接受了施特勞斯、鮑威爾和費爾巴哈的激進反神學理論，但他仍然認為，通過為集體主義的道德生活而生的新教的人性化關懷，新教反社會的動力可以被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