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英國大多數討論盧格的著作，如哈羅德·馬的《哲學的終結《意識形態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轉變和覺醒的過程來解釋青年黑格爾派運動的失敗。馬認為，盧格、鮑威爾和馬克思都遭受了一場信仰的危機，當普魯士王國顯露出對哲學和自由的敵意時，這迫使他們重新評估他們關於黑格爾和普魯士王國的關係。馬聲稱，就盧格而言，他在19世紀30年代早期的黑格爾主義的轉向，使他成為普魯士的代言人，對他來說，普魯士王國自由哲學的自我意識的特性和新教的信仰已經被“穩固地建立在1838年的政治現實上”①。在馬看來，隻有盧格對於奧特斯坦失敗的沮喪，以及對普魯士王國從1838年起提倡的理性和自由的原則終結於1841年《哈雷年鑒》的鎮壓的失望，迫使他放棄了對普魯士的忠誠。毫無疑問，國家的鎮壓加劇了盧格的疏離感，甚至促使他絕望。馬的論文將青年黑格爾派置於一個消極的、與他們的社會政治環境相對抗的地位中。他的論文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盧格先於普魯士王國的鎮壓行動的早期職業生涯，是以批判的責任為標誌的。馬的著作並不承認青年黑格爾激進派有助於政治氛圍的營造，雖然政治氛圍是由青年黑格爾激進派所形成的。
這並不是說盧格是明確地反對普魯士王國的。事實上他對於這個國家的態度非常矛盾。盡管他在青年時期被普魯士王國監禁，但是他明顯努力地適應比德邁式的社會，並尋求與國家的和解，但是必須考慮到他這些行為的基礎是普魯士學者任何的職業升遷都取決於國家的態度這一事實。對普魯士忠誠的宣言經常出現在盧格1838年和1839年的著作中，他堅持聲稱他將對抗海因裏希·列奧這樣旨在歪曲國家真實本質的反動分子來保衛普魯士。列奧在19世紀30年代中期作為一個自封的新教普魯士王國的鬥士出現，反對普魯士天主教徒們的主張，但是盧格將列奧的虔誠神秘主義和奴性正統觀念看作比任何天主教引起的威脅更嚴重的威脅。這個結論是顯明的，因為它源自盧格對於黑格爾樂觀信念的忠誠，黑格爾把新教作為自由精神的必不可少的媒介，以至於他認為新教的宗教真理能夠被哲學的理解所轉變和世俗化。當盧格與費爾巴哈的批判性著作相遇時，這種觀點被果斷地終結，但是在1838年，他仍然癡迷於黑格爾的基督教世俗化辯證法的進步寓意，他對列奧關於宗教改革運動的反向解釋表示輕視，這支持了馬丁·路德的“服從教義”而不是“自由精神”①。麵對無神論以及列奧和其他《基督教會報》作者的激進主義對他的指控，盧格把普魯士的形象辯護為進步和理性的國家，這個形象以黑格爾的普魯士改革時代的描述為開端，並且已經成為黑格爾主義者之間的老生常談。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