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到前麵的章節而從意識形態的背景來看盧格時，他的各種觀點之間的衝突是明顯的。在由施特勞斯的《耶穌傳》引發的政治爭論中，進步的黑格爾主義已經被政客和那些在19世紀30年代晚期更支持普魯士皇家法庭而不是任何黑格爾主義者的個人辱罵為共和主義和民主主義。盧格對施特勞斯的支持是廣為人知的，他清楚地將反黑格爾神學的爭論視為一個“更廣泛的進程”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了反對黑格爾政治思想的保守運動。①如盧格在1838年關於海因裏希·列奧的文章中所指，他已經充分意識到反動派所做的將施特勞斯神的人格批判和革命政治相關聯的準備。事實上，盧格在19世紀30年代晚期的所有著作都揭示了他的意圖，即渴望通過施特勞斯的爭論來直接解決政治問題。
盧格融合了他參與神學政治學爭論和他早期在第一部主要著作中的審美情趣，這部著作就是他與伊特米爾合寫的1839年宣言《新教與浪漫主義》。①在政治反對派的持續攻擊下，盧格幾乎完全使他的審美判斷從屬於政治。18世紀90年代和19世紀初期的文學浪漫主義隻是就揭示出19世紀30年代的反動政治勢力而言對他才很重要。海涅的文章《論浪漫派》影響了盧格；盧格認為浪漫主義者的哥特式品位、他們對於中世紀的懷舊以及對於崇高的奧秘和遮罩儀式的熱愛，都預示了一種天主教徒的感情，這是與新教的單純和精神的獨立相矛盾的。在他關於列奧的虔信主義的文章中，新教自由原則的浪漫主義腐化是盧格宣言的真正對象。②從1835年起，盧格的基調與黑格爾在《現象學》序言中的浪漫主義批判基本一致，但是又因為關於人格的政治化爭論而變得敏感，於是他將這些關於新教的歪曲歸因於浪漫主義者對於“主觀想象力”的固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