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842年年底，盧格才諱莫如深地公開宣布對共和主義的虔誠。不是就此事而言他是明確的共和主義者，而是因為他與黑格爾的斷裂並不完整。那就是說，盧格關於基督教人格主義的政治結果的攻擊集中於一個經典的共和製主題，即私人和公共生活的緊張局勢。據他所說，普魯士王國信奉君主製人格主義的原則，這就意味著國家的運轉很像天主教教會的等級製度。君主和他的最高助理們享有教士般的“絕對國家”的權力，而其他人僅僅是“國家的門外漢”,被否認擁有任何自我意識洞察國家或參與到國家生活中來。②盧格認為，國民被排除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在市民社會中隻限於私人的社會地位。③從而，普魯士的政治係統確保了人們在“受監護”的條件下受折磨，不能超越市場利己的私人利益。盧格在1841年感慨道，“絕對警察國家”遺留下來的是這樣一片實利主義的土地，透露著政治上麻木不仁的庸俗。④而他對改革的時代動員人們從“市民向公民”的轉變稱讚有加，他堅持認為從那以後君主製倒退了。現在是滿足於統治“小市民和利己主義者”而不是“共和主義者和自由人”。①眼看著國家的失敗，盧格感覺到青年黑格爾派的任務是把德國人從實利主義中解放出來。②這些擔憂表明，盧格的政治綱領不僅僅是為了反抗君主專製的民主政治參與鬥爭。相反，在他的理解中，青年黑格爾派政治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建立真正的公共生活，將市民從狹隘的市民社會中解放出來。盧格的政治思想因此將公共和私人生活的緊張局勢明確地主題化，這一點，我們已經在諸如費爾巴哈、赫斯和契希考夫斯基關於神學政治學的人格思想中觀察到了。
重要的一點是，盧格沒有簡單地總結出私有化的市民社會和壟斷公眾利益的政治社會之間的區別。相反，我們需要認識到，盧格堅持認為同樣的私人精神特質滲入到普魯士社會和國家當中。他認為，盡管國家聲稱包含公共的生活，但事實上仍然被作為其市民的相同的私有價值觀所控製。通過創造一個經驗的人的目標和國家的原則，浪漫主義者、複辟主義者、實證主義者甚至黑格爾確保國家不是作為一個自我意識社會的表達，而是作為一個人的私人統治權出現。③盧格聲稱，這“不幸的私人法律解釋，即國家是君主的領域”意味著君主的自我主義僅僅與其他財產擁有者的自尊形成了對抗。④在1845年所做的一個公開的聲明中，盧格諷刺地指出，“君主，這個國家的上帝，是唯一的私人，是貪得無厭的人，作為先驗本質的代表，從普遍的人類世界中分離出來”⑤。盧格的評論，說明了左派黑格爾主義者是如何輕鬆地在個人政治主權共和製批判和市民社會追求私利的個人主義的社會批判之間搖擺。我們在恩格斯1847年的評述中遇到過一個引人注目的相同的概念重疊的例子，即德意誌的“專製君主們”不得不說，“市民社會就是我”①。在恩格斯對“太陽王”的著名格言的轉換中，君主製國家的君主和市民社會的君主變得幾乎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