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格在1840—1841年的著作，表明在隨後的幾年裏他的政治思想繼續占支配地位。他隨後的思想發展表現出一種連續的嚐試，就是不斷地使他的基本前提適應新的社會政治條件，更重要的是使之適應新的思想成果。如果說盧格1840—1843年的著作顯示了一個基本的主題的連續，那麽日益惡化的普魯士反動政治風氣確保了這些主題以一種不斷增加的活力得以表達。盧格以充分的理由來控告反動力量對青年黑格爾派的追捕。在1839年，蘇黎世的居民阻止施特勞斯在那裏接受一個教授職位，盧格將這視為虔信派反對理性和哲學的單獨的暴動，於是他也就被激怒了。①當波恩的神學院因為鮑威爾的無神論著作將他解雇時，盧格對政府和已建立的學術界的態度更加不確信了。②不僅普魯士政府未能保護鮑威爾，而且威廉四世新任命的教育部長艾希霍恩在1841年6月讀到《福音的批判》第一卷後決定把鮑威爾驅逐出大學。鮑威爾直到1842年3月才被解雇，但是1841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波恩衝突對於左派黑格爾主義來說是一樁大的公案。造成這一結果部分是因為鮑威爾自身堅決不妥協，部分是因為盧格在《哈雷年鑒》上評論“鮑威爾事件”。在1841年和1842年的某些時段，盧格努力地為鮑威爾辯護，先是反對波恩神學院，然後反對普魯士政府。③
然而，當《哈雷年鑒》自身成為新政權的政治文化犧牲品時，盧格的注意力就被更多直接的問題分散。繼1841年3月內閣命令雜誌社把辦公室從萊比錫搬到哈雷進而將它提交給檢查員，盧格也來到了薩克森州的德累斯頓。重新命名的《德國年鑒》在7月1號出版，這個新名字不僅表明了地理的遷移，而且表明了對普魯士的批判和對更大的德國世界的支持。然而，眾所周知，“德國”並沒有表現出熱情友好。在普魯士的壓迫之下，撒克遜檢查員阻撓《德國年鑒》的出版。整個1842年，雜誌和當局之間的關係持續惡化。最後在1843年1月，薩克森鎮壓了《德國年鑒》,同時普魯士關閉了馬克思的《萊茵報》。普魯士的鎮壓和與薩克森關係的惡化粉碎了盧格對普魯士和君主立憲製的任何揮之不去的希望。他雖然有時不切實際地希望普魯士可能仍然遵循一條進步的道路(盡管其行動與此相反),但他1842年作品的主旨還是表達他對政權的敵意。他現在反對君主製本身，公開擁護共和主義，批判德國的自由主義者繼續相信基督教的君主製主張和政治自由的可調和性。更重要的是，德國人對政府反對出版自由的鎮壓行動的漠視使得盧格很絕望，他認為德國不過就是一個“市井”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