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11月，馬克思鑒於自己已經從波恩大學轉學到柏林大學，他寫信給他父親詳細地描述了他第一年的學習情況。19歲的馬克思用堅定和懇求的語氣表明了他將不聽從父親的話去從事法律工作而去追求哲學的決定。先前的馬克思由對浪漫主義詩歌的熱愛轉變為對他父親所推崇的康德—費希特唯心主義的投入，現在，馬克思則記述了這種猶如子女對父母的依戀的深陷把他交到柏林黑格爾派哲學家這個敵人的臂彎裏。①唐納德·凱利已經準確地強調說，這種智識危機和轉化已經被馬克思對19世紀早期德國法理學的批判性了解促成了。①因為這種智識危機和轉化形成於建構一種全麵的法哲學的寶貴嚐試中，馬克思認識到了理想主義的“嚴重缺陷”,即它特有的“現有的東西和應有的東西之間完全對立”②。當馬克思沿著康德主義路線努力發展“法的形而上學”時，康德和費希特講的標準法律概念與實體法的分離越看越像一種精準的教條主義，馬克思從他們這種失敗的嚐試中汲取了一種新的決定，即形成他關於“生動的思想世界的具體表現”的概念，簡言之，即“向現實本身去尋求思想”③。在19世紀30年代，尤其對於一個柏林學生來說，這樣的決定必然指引他走向黑格爾主義。馬克思將自己想象成奧德修斯那樣的英雄，他向父親講述，他未能創作出符合黑格爾的“崎嶇旋律”的作品看來是一個錯誤的警報，這誘使他走向了黑格爾。
馬克思暗指黑格爾的怪誕腔調已經損傷了他脆弱的富有想象力的耳朵，他說這是年輕學生初次讀黑格爾作品的一種正常反應；但除此之外，馬克思的文字並沒有暗示他最初抵抗黑格爾的原因。我們馬上將了解到，馬克思在最初以黑格爾派哲學家自居時像費爾巴哈和甘斯一樣對黑格爾持一種批判的態度。在這裏必須強調的是，馬克思的文字即使在早期也已經揭示出其與人格論有關。馬克思在向他父親概述了他對康德法哲學的不滿後繼續描述了他考察現行羅馬法中意識發展的努力。馬克思研究方案中的這部分嚐試將他從康德唯心主義視野引向了曆史法律學派。曆史法律是馬克思熟識的領域，因為他在波恩大學度過了兩個學期，而在這個大學裏教授他知識的很多法律教授都是曆史派的擁護者。這在柏林大學更能得到確證，這個大學裏除了著名的愛德華·甘斯，全體法律教職員都被薩維尼及其追隨者所左右。①馬克思在柏林大學第一學年所選的課程使他同這些法學教授決裂。他在1836年到1837年冬季那一學期修薩維尼關於潘德克頓課程的同時也修了愛德華·甘斯的刑法課程，1838年的夏季那一學期還修了愛德華關於普魯士公民法的課程。除了與甘斯的正式接觸以外，馬克思還經常出入青年黑格爾派的博士俱樂部，那裏聚集了柏林地區進步的黑格爾派哲學家，甘斯或許算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