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1841年早期完成了他的學位論文並提交給了耶拿大學。到7月時，他已加入在波恩的布魯諾·鮑威爾的隊伍中，他希望在那裏與這位老哲學家的友誼能給他自己的學術生涯提供便利。對馬克思來說，這是一個災難性的行動，因為在他來波恩不久後，鮑威爾便處於他那個理論團體中保守同事要求其辭職的高壓之下了。鮑威爾的論點得不到支持的情形，使得馬克思確信他沒有找到學術聘用的希望，甚至在1842年春天艾希霍恩解雇鮑威爾之前，馬克思已經開始在政治新聞界四處尋找一個新的職業了。到1842年4月，馬克思已經開始為創辦不久的萊茵河自由周刊《萊茵報》寫第一篇文章了，到10月時他已經是這家雜誌社的編輯了。當告知盧格時，馬克思正在著手寫作關於黑格爾對國內法規態度的批判性文章：“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同君主立憲製作鬥爭，同這個徹頭徹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毀滅的混合物作鬥爭。”①馬克思對民主政體的公開承認，經常被指認為是對威廉四世新反動政權對青年黑格爾派所進行的政治迫害的另一種回應。但是似乎有這樣一種可能，即像費爾巴哈、盧格或者鮑威爾一樣，馬克思並沒有因為威廉四世高壓政治的迫害而過多地走向一種激進化，他的激進論得到了政府的批準。
理查德·亨特已經提醒說，直到大約1840年馬克思才讚同了他父親的自由憲政君主製觀點。②與亨特的觀點相反的一點是，“憲政君主製”是否足以描述一位年輕哲學家的洞察力是很不明確的，這位哲學家夢想著完成現實世界中的自由哲學並將他所處的時期想象為即將來臨的暴風雨之前的平靜。馬克思1841年之前的著作中的證據簡直是太空乏了，以至於不能輕而易舉地認定他對當時憲政問題的看法。然而我們已經看到，19世紀30年代晚期，尤其是在黑格爾派哲學家同時處理學派的內部倒塌和外部反動攻擊之時，這場關於憲政君主製的爭論是多麽令人不知所措。將憲政君主製當作理想進行讚成，與在精神一致性內把國王當作普通公民賦予公平權之間的界限確實很模糊。鑒於馬克思學位論文的祈使語氣、他向作為一種實踐的哲學的獻身以及他對實證哲學的形而上學和神學影響的反對，我們可以假定，當19世紀30年代晚期關於個人君主統治權與政治參與之間的神學政治辯論消耗殆盡時，馬克思對黑格爾派哲學家持偏左的觀點。馬克思與很多其他左翼黑格爾派哲學家——如盧格、費爾巴哈、福斯特、卡普——在同一時期公開承認共和政體。對他們來說，開放的共和政體是激進化這個複雜過程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對於哲學、神學以及政治爭論的指涉與他們對現行政治的反應是難以分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