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中期，馬克思可以批判“最近的有能耐的自由主義者”,同時還能與他眼前的自由主義運動打成一片。當然，我們已經注意到，像盧格一樣，馬克思已經在他對私人生活及國家和社會的分離的批判中超越了自由主義。對一個由比較自由的萊茵區商人資助的期刊編輯來說，將自己與“自由主義”聯合起來是一個精明的戰術行動，它表明了馬克思在追求更大的政治和社會自由時對政治聯盟的重視；事實上，當馬克思試圖遊走於政治反對和戰術妥協之間的細微邊界時，柏林青年黑格爾派向《萊茵報》提交的文章中的不妥協和不圓通的腔調激怒了他。然而，除了這些策略考慮外，馬克思還沒有充分地批判廣大運動黨的想法，這個想法成為19世紀30年代德國激進政治的指導思想。雖然馬克思沒有對自由主義和他自己的激進共和主義做充分的區分，但他已經開始認識到這樣做的必要。因此，在1842年捍衛左派黑格爾主義反對《科隆日報》的文章中，他宣稱“沒有黨派就沒有發展，沒有區分便沒有進步”①。馬克思並不是唯一認識到將德國政治劃分為相互對立的“運動黨”和“反動黨”這種原始做法已經不足以應付一個複雜的現實情況的人。在1842年早些時候，盧格就曾爭辯說，他既不是否認政黨的反動派，也不否認未分化的進步黨為時代精神的利益服務。我們知道，盧格和埃德加·鮑威爾已經開始公開闡明自由主義和黑格爾左派哲學家的民主社會共和主義之間的區別了。
早在1843年盧格的《自由主義的自我批判》引發撒克遜和普魯士當局關閉《德國年鑒》和《萊茵報》時，馬克思就已欣慰地向這一消息致敬，盡管這一行動剝奪了他的生計。他寫信給盧格說，“即使是為了自由，這種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厭惡的，我討厭這種小手小腳而不是大刀闊斧的做法。偽善、愚昧、**裸的專橫以及我們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氣吞聲、謹小慎微使我感到厭倦。總而言之，政府把自由還給我了”①。從迫於編輯工作不得不進行的妥協中解放出來的馬克思，決心謹慎地從事他的批判工作。他讚同盧格的觀點，認為在德國目前的情況下已經沒有什麽可以做的了，而且他很快便加入了盧格複興海外青年黑格爾派期刊的計劃中。盧格計劃轉移到蘇黎世，在這裏為《德國年鑒》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以《軼事》的題目發表出來。他希望將已經存在的期刊《來自瑞士的德國信使》改造成激進黑格爾主義的一個新機關刊物。馬克思打算為這個雜誌社工作。2月蘇黎世當局關閉《來自瑞士的德國信使》,並驅逐其新的編輯——社會主義詩人格奧爾格·赫爾韋格。這一驚人的消息傳到盧格身邊的時候，馬克思的這個計劃被打破了。②氣餒的盧格開始建議馬克思考慮斯特拉斯堡這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