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學生們清楚地看到他在基督教麵前的模棱兩可，就像馬克思問過的那樣：“假如有這樣一些訴訟委托人，辯護律師除非親自把他們殺死，否則便無法使他們免於被判刑，那麽這究竟應當算什麽樣的訴訟委托人呢?”③然而，19世紀二三十年代絕大部分的黑格爾後繼者們都選擇以保守的方式來理解他的宗教哲學。所以，黑格爾1818年接受費希特擔任過的柏林大學哲學主席的職位後開始形成的黑格爾派，其主要人物都認為黑格爾的宗教哲學遠未構成對正統的挑戰。它對基督教內容的活用，使傳統的信仰得以複現，因為它把基督教的信條從懷疑論的質疑中解放出來。約翰·托維斯這樣寫道：基督教主義的黑格爾派成員，如馬海奈克、道布、勾希爾、康拉迪以及拉斯特等人，“都著重強調這一點，而不是強調基督教和黑格爾哲學之間的差異，這就把黑格爾哲學中批判的、有生命力的、曆史的內容排拒在外”①。黑格爾派中的一小部分人注意到了宗教與哲學之間的緊張，他們認為宗教與哲學所講的絕對精神是有重大差異的。因而，從思想和個人的層麵與黑格爾主義進行了很長時間的“鬥爭”之後，羅森克蘭茨提出了一個有影響的和解理性與信仰的方法，這就不僅僅強調哲學對傳統的守護，也強調哲學範式的轉折意義。還有一小部分黑格爾派成員拒絕接受這一方法。早在1823年，辛裏奇和卡普就強調哲學是通向上帝知識的唯一通道，神學卻不是。在卡普看來，從宗教意識向哲學意識的轉換是如此之劇烈，這不亞於一個時代的變換。
對於那些非黑格爾主義基督徒來說，隻有極少數派的人承認黑格爾哲學與宗教信仰是完全一致的。黑格爾宗教哲學的對手並不是來自同一個群體，而是包括從《聖經》基礎主義者到在宗教和政治上更加成熟的哲學家這些不盡相同的群體。雖然他們接近黑格爾的方式千差萬別，但最終目標都大同小異。通過駁斥黑格爾泛邏輯主義和對個人上帝之否定，黑格爾的對手們都試圖去揭示那個“鮮活的”“自由的”“實際的”“個人的”上帝。②這一對傳統上帝觀念的拯救，無論是以正統的方式還是以思辨的方式進行，都與對以上帝的形象塑造出來的個體之人格的守護相連接，這與黑格爾對個體性的隱性消解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