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馬克思來說，既沒有思想的根本性，也沒有觀念的運動性；相反，存在的是關於事物的具體或抽象的思考，以及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他在製訂整個“經濟學”計劃時超越了這一合理內核，並且希望在某一天能寫一篇關於方法論的論著來闡述合理內核的合理方麵。“完全由於偶然的機會……我又把黑格爾的《邏輯學》瀏覽了一遍，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幫了我很大的忙。”①
因此，對這一計劃的選擇就等同於一種學術上的責任。如果馬克思在詳細製訂了未來研究的指導原則之後卻改變了這個計劃，那麽他在很多科學領域的曆時十五年的研究成果必然被拋棄。此外，馬克思將被迫重新開始整個計劃，並且首先要對方法論的巨大變化的科學假設進行闡述。然而，他生前已經出版的文章和在他去世後出版的手稿中沒有對他的方法論選擇進行懷疑的痕跡。因此，那些想真正研究馬克思的人，不應該隻關注以怎樣的代價來保衛他的思想的係統性結構，而應該研究可以改正和繼承的思想係統未完成的計劃的性質。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如果可以作為按馬克思的思想路線進行的研究的名稱，那麽它應當被理解為科學連續性的意識，也就是達到馬克思沒有能夠完成的研究。然而，說到繼承和完善，馬克思主義者(很少有例外)仍然難以擺脫那些不是服務於科學，而是服務於政治目標的辯護的教條主義和意識形態的煽動行為。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4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馬克思的朋友弗萊裏格拉特送給他的一個禮物就是原來屬於巴枯寧的幾卷黑格爾著作。這使馬克思有機會重新與他的“導師”對話。他在十五年前脫離了黑格爾，批判和指責他的政治哲學是一種危險的“神秘化”。十八年後，馬克思可能再一次談到所寫的關於辯證法的論文：cf.the letter fromJoseph Dietzgen to Marx,Jan.16,1876(Archiv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History,Amsterdam;DⅡ,23)。馬克思一定會對不能實現這個計劃感到遺憾。這不僅因為他認識到它具有內在的重要性，而且因為他一定會感覺到自己對於黑格爾態度的模糊性。從馬克思主義學派內部關於這個計劃的持續不斷的爭論看，其後悔的感覺也確實被證明是有根據的：“馬克思和黑格爾”仍然是馬克思學中最富爭議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