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滿懷**地借助於每個個體，與他的道德挑戰和需要內部發生總體變化的教導相呼應。盡管致力於一般的現代人類，致力於被普遍的腐朽扭曲的人，即馬克思所說的“自我異化”的人，其吸引力仍然意味著一項可以被適當地歸於產業工人階級的成員的任務。隻有那些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慘遭**的人，才能完成拒絕和反抗的壯舉，最終結束人類的退化，終結曾經被稱為“曆史”而實際上隻是人類漫長的史前史的時代。盡管“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是人的自我異化”,但隻有無產階級具有在其毀滅中團結起來反抗人的退化一般條件：“這個階級由於它的人的本性同作為對這種本性的露骨的、斷然的、全麵的否定的生活狀況發生矛盾而必然產生的憤慨”①。
無疑，現代世界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與19世紀馬克思所探討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有很大不同。嚴格地說，我們如果用一種新的語義學取代馬克思的語義學很可能引起爭議，但這樣做是不無道理的。這樣做可以幫助我們更充分地領會馬克思所關注的資本主義生產體係內部固有現象的時代特征——人對人的剝削和壓迫。
根據今天的情況，我們或許會問：現代國家是否依然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或者它是否正在變成一個新的占統治地位的少數人階層，即變成與社會資本和個人勞動的控製者與專製者的權威截然對立的、無名的官僚政治精英階層的工具?在馬克思的倫理學看來，我們隻有根據馬克思1844～1845年對國家的假定來考慮這個問題，它的真正意義才會變得明顯起來：“國家的存在和奴隸製的存在是彼此不可分割的。”①或者，像《德意誌意識形態》所說的：“無產者，為了實現自己的個性，就應當消滅他們迄今麵臨的生存條件。”②在現代政治條件下，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政黨思想。然而，隻有根據無產階級自我解放的基本原理(假設),這個問題才能得以解決。正是這個原理(假設)把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學說同一切形形色色的有陰謀的意識形態或專製政治區別開來。把自己組織為一個階級和一個政黨的工人階級不需要宣布放棄自己天生的智慧：他們沒有理由把自己的曆史主動**給一個先鋒派；這個先鋒派主張把革命意識和所謂曆史辯證法具體化，把革命道德問題變成政治戰略和策略問題。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