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於中國道路的討論高漲，其核心議題之一就是，雖然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成功，但始終麵臨文化與理論話語上的挑戰和困境，建立中國社會科學主體性的任務凸顯。中國社會發展中麵臨著如何實現“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的問題，這些理論任務都直接關乎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建構。當下，試圖超越西方社會科學內在困境，形成中國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論論述，構建具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社會科學知識體係的要求愈加強烈。作為“舶來品”來到中國的教育學科，對“中國道路”的渴求更甚於其他學科。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教育學的學科發展一直背負著中外關係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中國對外國教育學的引進幾經波折，如何處理中外關係問題，至今仍是教育學學科發展必須考慮的重大問題之一。
葉瀾教授曾提出，政治尤其是意識形態與學科發展的關係問題、教育學發展的“中外”關係問題、教育學的學科性質問題等，是影響教育學學科發展的根本性問題。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外國教育學的引進及其影響與中國教育學發展的前兩個世紀問題密切相關。
20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教育學的“中外”關係問題通常與政治形態結合在一起。20世紀下半葉的大部分時期，是意識形態對教育學強化的時期。1949—1956年，新中國歸屬社會主義陣營，學術上亦“一邊倒”。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教育學學科自覺“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研究教育現象，對待教育問題，反對客觀主義地敘說教育理論和實踐的發展”①。即便是20世紀80年代“撥亂反正”中的“再評價”,仍難以完全擺脫政治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建設為中國的科學與學術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21世紀以來，是引進外國教育學的高峰期，同時也是中國教育學發展最繁榮的時期。外國教育學的引進擴展了中國教育學研究的視野，同時促進了二級學科的建設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