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早期更富哲學色彩的《巴黎手稿》中給予異化理論一個較為集中的討論。其晚期的經濟學著作似乎對此也有所涉及。對這一問題的討論的困難之處絕不是僅僅回答由其引發的所有問題。的確，它曾經引發了研究者們對馬克思思想中這個特定方麵的文本學意義上的關注。①盡管對這一概念的全麵分析需要考慮文本，但這種參照對於勾勒馬克思關於異化的分析並非不可或缺。在最簡單的意義上說，馬克思的異化思想或可做這樣的一種表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僅僅能滿足他的基本的生存需要，他被剝奪了滿足其作為人的需要的可能性。
關於馬克思異化理論的討論，我們需要區分物化(Ent?usserung)與異化(Entfremdung)的概念。物化意指外化，指以產品形式存在的工人。如果我在生產過程中製造某種東西，我的活動就可以被稱為在物理對象中被“具體化”或者“客觀化”。物化引發了人與外在於人的物之間的物理意義上的分離。異化不是物化，而是使其“疏遠”或者“陌生化”,由此物與人“異在”。在特定情境下，物化總是伴隨著一個深層的、非物理性的人與滿足人之需求的真正能力之間的分離。這後一種分離，構成了異化，並將物化視為一個必要的條件，但並非所有的物化都必然引發異化。
由此，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異化理論的框架就已被勾勒出來了。鑒於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很困難，我們應該緊扣文本。馬克思區分了四種相關的異化形式。首先，工人與他的勞動產品的異化。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勞動產品從兩個方麵與人分離：從物理意義上說，產品外在於工人；從非物理意義上說，它異在於人的自我發展。馬克思隨之指出了這一異化形式作用於勞動對象、勞動自身以及作為勞動者的人而產生的種種後果。在馬克思看來，工人將他的異化體驗為一種損害，在其中他的生命活動(life-activity)在對象的形成中被耗盡，他的活動的“結晶”被拿走，工人在異化活動中被對象操控，如同一個奴隸一般。簡單來說，利用費爾巴哈所謂轉型批判法(transformative criticism),馬克思指出在一個異化的生產活動中，工人被對象操控，由此變得被動，主客體的關係也就此顛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