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活動對於哲學的曆史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主題，因此對這一觀念的忽視就更加令人驚訝。特別是，對這一概念的研究在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中被忽視了。進一步說，我意識到這一概念就對費希特和馬克思的立場進行比較而言隻有兩類簡單的努力方向。每一個方向都將重心放到了區分某些表麵相似的觀念上，每一個討論本身似乎又缺乏可信性。
在一篇論文中，皮特·庫魯馬(Peter Coulmas)發現費希特和馬克思都強調勞動是社會以及個體的幸福的基礎。庫魯馬的看法引發了對兩種立場中關於勞動問題的關注，這一點是有益的，特別是當費希特思想中的勞動概念還從未被關注的時候更是如此。但庫魯馬認為對於馬克思來說，勞動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必要的惡，而對於費希特來說，勞動卻是可以被消除的。①對於這樣一種看法，我們不能苟同。
相反，費希特的理性國家(Vernunftsstaat)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都認為當下辛苦的勞動形式在未來社會當中都會被轉換為一種不同形式的活動。兩者都認為勞動應轉變為有價值的生產性的活動形式，創造工作之外更多的自由時間。兩者都不認為，生產性活動作為維持生理性存在的必要條件，應該或者能夠被消滅。因此我們並不同意庫魯馬的看法，即認為費希特和馬克思分別代表了對工作所持有的積極和消極的方麵，從而兩者存在著根本的差異。
近來，哈貝馬斯對費希特和馬克思進行了一次比較性分析。在當代哲學的視域之下，哈貝馬斯區分了馬克思勞動觀念中的兩個方麵：人與自然的關係和在曆史中類的自我生產。他認為就前一方麵而言，馬克思追隨了康德，而就後一方麵而言費希特的影響更為明顯一些。他認為馬克思關於類的自我生產的觀念“背叛了費希特自我哲學的悖論性的結果，並將其進行了唯物主義的改造”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