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馬克思與青年黑格爾派的關係對其思想的誕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馬克思是這一運動中最富啟發性的成員，同他一樣，其他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不再從黑格爾思想當中的神學維度來把握黑格爾。①其中海涅，這位德國詩人在其《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曆史》(Philosophie und Religon in Deutschland,1834)一書中準確地概括了那個時代的基調： “思想試圖成為某種活動，概念試圖富有肉身。”②這種對具體觀念的興趣與其闡釋的神學形式相對立，這一興趣帶領青年黑格爾派朝兩個方向發展：實踐哲學與對作為活動性存在的人的概念的考察。而這些要素在費希特對自我和活動的強調中已經獲得了一種扭曲的表現，因此青年黑格爾派偏離了傳統意義上對黑格爾的闡釋，轉而將闡釋的方向朝向了費希特的基本立場。
有較多文獻印證了費希特對青年黑格爾派的影響，這一影響在諸多論著中也已經被闡發出來。①在某種意義上說，正如豪斯特·斯圖卡(Horst Stuke)所認為的那樣，近乎所有的青年黑格爾派都受到了費希特思想的影響。②在其中，最為顯著的一點在於他們都試圖將哲學轉變為某種實踐的力量，因此費希特將人視為某種活動性存在的觀念吸引著他們。例如，波蘭貴族齊日柯夫斯基(Augst vonCieszkowski)所完成的著作《曆史智慧導論》(Prolegomena zur Historio-sohie,1838)影響了青年黑格爾派，在其中，齊日柯夫斯基指出，黑格爾已經在思想的層麵上解決了諸多問題，並在過程中將哲學帶入最終的結論，現在所需要的是一種富有實踐性的新的哲學形式，或者實踐的哲學。③馬克思的看法與此類似。這樣一種對理論的興趣決定了他們必然將關注的重心放入費希特關於自我和活動的概念之上。將自我界定為當代活動的偉大原則，齊日柯夫斯基堅持認為自我的活動是自我成為具體之自我的路徑。④換言之，通過實踐活動，個體將那些在理論層麵上獲得的解決方案訴諸實踐，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依賴於這種理論主題的實踐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