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費希特與馬克思相似的立場可以在馬克思與黑格爾以及馬克思與青年黑格爾派的關係當中得以考察。這一過程對應於這樣一種傾向：自盧卡奇以來研究者對馬克思思想當中的黑格爾要素的關注，僅僅從馬克思與青年黑格爾派以及與黑格爾的關係當中來理解馬克思。①但馬克思的思想不僅得益於黑格爾，而且也得益於黑格爾主義的後繼者們，因此僅僅將馬克思的思想起源放到黑格爾傳統的語境下顯然過於狹窄了。在將費希特和馬克思的立場進行對比的時候，我們發現對馬克思思想產生影響的絕非一種思潮。的確，將馬克思局限在青年黑格爾派的遺產中似乎更易於研究，但這種傾向的錯誤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僅就青年黑格爾派而言，他們的概念絕不是當時德國哲學傳統的非典型理論。相應地，在以馬克思與思辨哲學及其後果的關係為分析視角對費希特—馬克思的理論淵源進行考察之後，我們有必要強調這樣一點，這一關係在此被考察絕非曆史的偶然。相反，它是這一時期哲學普遍關注之問題的一個典型個案：這一時期的哲學，不但回應笛卡爾作為觀察者的主體理論，同時也在尋求建構一種活動著的經驗主體。
我們已經認可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笛卡爾通過構建我思理論而成了當代哲學的創始人。例如，海德格爾認為當代人類學的興起僅僅是笛卡爾計劃的完成。②但如果我們相信類似的觀念，必須要從多個角度來對其加以確證。首要的，我們必須要知道盡管笛卡爾的思想對當代哲學的確產生了重要影響，無論是那些接納他的還是不接納他的哲學理論，事實都是如此，但存在某些想當然源於笛卡爾的思想，諸如，關於我思，或者關於自由的理性主義立場，都是由奧古斯丁最先提出的，艾蒂·基爾鬆(Etienne Gilson)已經指出了這一點。①盡管笛卡爾關於主體的概念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人類學”的發展，但這種哲學形式的興起與其說是源於笛卡爾的理論，不如說是源於對笛卡爾結構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