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希特與馬克思兩種立場之間的關係未能被發現，這一現象的產生可追溯至多種原因，但隻有其中一部分與哲學有關。研究費希特的學者對馬克思並不感興趣，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用費希特哲學的標準來加以評判的話，馬克思的著作似乎缺少某種哲學的特性。相反，馬克思很少提及費希特，我們隻能在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期的通信中發現馬克思對費希特思想的關注。研究馬克思的學者也很少關注費希特，因為費希特所代表的哲學形態濃縮了被馬克思所拒絕的哲學之特性。
盡管這些理由總是包含著某些道理，但沒有一個理由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鑒於研究者們對這一時期的思想曾有過各色不同的考察視角，以上提出的種種理由都不能解釋為什麽他們沒能對費希特和馬克思的思想進行係統的對比。進一步說，盡管研修哲學史的學生們基於對傳統的某些方麵的理解會形成某些偏見，但這並非普遍現象。如果存在某些指引可以引導對這一關係的考察，那麽這一研究一定已經展開了。但如果采用慣常的方式來對這一時期的思想展開討論，那麽即便這一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卻仍然是不可察覺的。既然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黑格爾的影響，那麽費希特與馬克思兩種立場之間的相似性之所以未能被考察，其原因也就可以從這一方向上進行思考。
如果要進入哲學史，我們自然無法擺脫黑格爾的印記。因為自亞裏士多德以來，沒有任何思想家對傳統的論述有如此的穿透力。盡管亞裏士多德也曾對之前的思想家做過評論，但正是黑格爾第一次指出在不同的思想家那裏存在著某種可辨識的共同點，即他們都試圖以思想為中介來把握現實。黑格爾的貢獻在於將不同的理論放入一個辯證的相互作用中來加以理解，並由此構成了一個哲學傳統。以這種方式，黑格爾近乎單槍匹馬地構造了哲學曆史中的諸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