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們的目標是要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視域下重構馬克思關於人的觀念，那麽我們將以馬克思對理論的理解為出發點。每一種立場，即便是在隱性的層麵上，都會預設某種理論範式。要理解馬克思所持有的理論範式，最好的方法是留意馬克思與青年黑格爾派的關係，特別是他與費爾巴哈的關係。
費爾巴哈的一個基本旨趣是將抽象的哲學思想與生活本身關聯起來。他的思想的一個要點在於這樣一種信念：與那些思辨哲學完全不同，未來哲學的任務是“將哲學從觀念天堂裏神聖的、自主的福祉之處拉回到人間的苦難當中”①。在將哲學與生活相關聯的努力當中，批判扮演著主角，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意識到人的正確位置，這在費爾巴哈關於宗教的論述中特別地顯現出來。在關於《基督教的本質》這部書中，他詳盡地闡發了這一點。這部書出版於1841年，在知識界隨即產生了重要影響。它被視為一種明確的宣言，讓那一代學人更為切近於對宗教的批判，盡管這一批判早在1835年大衛·施特勞斯的《耶穌傳》出版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施特勞斯隻是滿足於弱化福音書的權威性，而費爾巴哈則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宣稱宗教不過是人構造的一個關於人自身的完美規劃。
盡管費爾巴哈將批判視為重構哲學的基本手段，但如果我們認為他的哲學不再是哲學，認為他完全改變了哲學，則是錯誤的。相反，在他看來，他改造的隻是某一類特定的哲學，即黑格爾式的哲學形式，但他本人仍然是一位哲學家。
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同樣的態度。早期的馬克思，如同費爾巴哈一樣，著力於將哲學限定為一個特定的任務，即對既存國家進行批判，並與那些服務於思辨形而上學的應用對立著。追隨著費爾巴哈的角度，馬克思認為哲學應該揭示人類的自我異化的各種形式。 “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具有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曆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