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斯大林的）正統蘇聯意識形態對布哈林提出了思想太不辯證的反對意見時，他始終都堅持著自然科學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等同這個原則性觀點。它並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辯證思想與機械主義的、在沉思中與異己的對象相聯係的自然科學思想進行對比，倒不如說，它已然在普遍的自然科學方法中找到個別的辯證特征，以便能夠為政治鬥爭保留辯證法，並且同時能夠斷言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與自然科學的同一性。
約瑟夫·雷文（Josef Révai）在其已然被我們引用過一次的評論中指出，在“正統的”革命思想家那裏（雷文提到了普列漢諾夫，但在普列漢諾夫之後也提到了列寧），雖然辯證法仍然被用作政治鬥爭的武器（在日常鬥爭以及革命的戰略戰術領域，列寧無疑是個天才），但在理論中隻有某些個別的辯證法要素或組成部分得到了認識，而整體的聯係最終都是被機械地理解的，正如我本人在列寧對黨和階級關係的闡釋這一例子中也曾指出的那樣。
盧卡奇拒絕（按照與自然科學的相似性）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門實證科學，這也與他對恩格斯、列寧的認識論的批判密切相關。這種素樸的實在論（所謂的反映論）事實上對存在與意識的獨特聯係得出了錯誤的認識，正如它在發展的社會整體中被看到的那樣。反映論就其本質來說是非辯證的，即使它借助於辯證的範疇來描述反映過程本身（正如列寧在對黑格爾《邏輯學》的批注中所做的那樣）。與其說它符合青年馬克思所達到的具體的曆史辯證法水平，不如說它更符合18世紀的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當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在《反杜林論》中也有類似表述）中談到，自在之物的不可知性通過實驗和諸如生產了人造茜素的工業而遭到了駁斥；通過尿素合成，自在之物變成了“為我之物”。盧卡奇對恩格斯提出了批評的反對意見：“對黑格爾來說（進而對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家來說），‘自在’與‘自為’並不是對立麵，而是必然在對立中相互關聯。”[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