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形式問題對經濟體係的馬克思式理解而言是重要的。僅僅由於社會形式的不同，馬克思才會堅持認為，不存在像一般“經濟學”那樣的東西，但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性和特殊的運動規律。遺憾的是，《資本論》簡短的開篇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對於闡明資產階級經濟中社會形式特殊性的必要性而言，是一個太過簡潔的表達。[10]他直接進入商品二因素中。隻是在第1章的最後一部分，為了強調商品拜物教形式的獨特性，才比較充分地討論了社會形式。不可否認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1章第3節和第4節中對價值形式有極出色的分析（這是最明顯地能看到黑格爾對馬克思的影響的地方）。他既批判形式（拜物教），也批判內容（剝削）。但是當他渴望把價值和生產聯係起來時，他跳到作為價值實體的勞動上了——他跳得太倉促（far too hastily）。在解釋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邏輯時，我利用了魯特和威廉姆斯的術語（盡管我不是完全照搬他們的概念），並使用了如下三個範疇：社會交往（sociation）、社會分離（dissociation）和社會融合（association）。[11]
社會交往是普遍的、超曆史的現實，它是指人們為了在經濟上積極起來，而參與到社會諸關係和社會諸實踐中。除了魯賓遜·克魯索（Robinson Crusoe）[12]的情況之外，生產和消費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社會的方式進行的。
社會分離（社會交往的否定）是指資產階級時代起主導作用的經濟人之間分離這個曆史地特定現實，在這裏“分離”當然不是指地理距離，而是指社會性的隔閡。社會分離有三種情況：第一，有用的物品被一些人視作其私有財產，因而並不直接滿足其他人的需要；第二，生產是在企業中和私營業主手中進行的；第三，勞動力從其對象中分離出來，因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被視作資產階級成員的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