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討論都集中在個體性的要素（無論個人財產是被看作曆史先在的還是邏輯先在的）並表明在何種意義上存在個人所有製的“回歸”。為了補充這一點，我現在要分析社會性的辯證法（dialectic of sociality）。我們發現，曆史地看，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公社組織，這種組織在現代市民社會的原子主義中已然瓦解。因此，未來的共產主義也就體現為產生這一回歸的“否定之否定”。
例如，恩格斯的觀點如下：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從土地公有製開始的。在已經越過某一原始階段的一切民族那裏，這種公有製在農業的發展進程中變成生產的桎梏。它被廢除，被否定，經過了或短或長的中間階段之後轉變為私有製。但是，在土地私有製本身所導致的較高的農業發展階段上，私有製又反過來成為生產的桎梏——目前無論小地產還是大地產方麵的情況都是這樣。……這一要求並不是要重新建立原始的公有製，而是要建立高級得多、發達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這種占有形式決不會成為生產的束縛，恰恰相反，它會使生產擺脫束縛，並且會使現代的化學發現和機械發明在生產中得到充分的利用。[48]
除了這個理論所暗含的關於生產力的未被證明的目的論觀點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獲得了三個階段的曆史序列，其中，每一個階段都“否定”它之前的階段，並且在形式的意義上最後階段回歸到第一階段。顯然，在這三個階段之間並沒有使我們將它們闡發為自我形成的總體之諸要素的真正內在關係。相反，這三大階段表達了生產力的線性運動，就社會諸關係而言它結束於其開始的地方。因此，辯證諸範疇的運用是空洞的遊戲，在阿爾都塞的意義上即是“隱喻”。[49]
然而，與其試圖通過或多或少值得懷疑的目的論支撐這一觀點，我建議我們應該再次使用馬克思在其敘述體係中確認的結構性矛盾為共產主義的起源提供基礎。顯然，如果我們考慮到馬克思關於勞動過程的解釋，那就不存在回歸到以前資本主義諸形式（例如作為個人生存之道的耕種或手工藝）為特征的運行規模的意圖。相反，我們利用資本主義時代所達到的“總體工人”原則。如果比較資本主義總體工人和條塊土地耕種的例子，那麽，前者就由於複雜的勞動分工、共同合作和目的的幾乎有機的統一性而具有更直接的社會性。但是，因為這種統一是由資本建立的而非工人本身自願結合建立的，所以，社會力量就呈現為資本的權力，個人命運與之無關。個體工人不過是一個可被替換的部分並且沒有生計的保證。“對資本來說，工人不是生產條件，而隻有勞動才是生產條件。如果資本能夠讓機器，或者甚至讓水、空氣去從事勞動，那就更好。”[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