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們轉向聲稱已取代資本主義的那些後革命體係，簡言之即“蘇聯模式”（Soviet model）。
就社會形式而言，資本主義在蘇聯被摧毀了。談及這個體係具有價值、剩餘價值或資本積累（毫無疑問，重工業的發展本身不是資本積累的跡象），是沒有意義的。那裏有價格形式、工資形式，但這無論如何都不代表價值的某種表現形式，因為它們已被固定於一個完全被控製的體係中（盡管當然，當政治形勢被提上日程時，這些形式提供了向資本主義的轉變點——正如我們今天看到的）。
然而保留下來的是資本的物質化（materialisation of capital），即工廠體係。由於各種曆史原因，如下一點從來沒有被質疑：社會主義被宣稱沒有從根本上克服資本的物質體現。因此蘇聯的全球工廠始於這種資本主義模式，這種資本主義模式中的關鍵因素是勞動的等級分工，即從那些處於底層執行他人命令的人上升至那些製訂五年計劃過程的人。資本技術的全部人力—物力配置被重複著，但卻沒有價值尺度的客觀經濟調節者。一個工廠不是一種生產方式。它不得不由控製它的社會形式進一步規定。既然工廠體係是資本自身發展過程所遺留下來的，那麽它一旦與作為社會形式的資本相分離，這種內容就會失去它作為內容的特點並成為新秩序的物質基礎。它與資本主義的巨大不同在於，缺乏客觀價值調節者留下的是沒有彈簧的機製，即不存在資本積累的動力。而且，缺乏資本的持續規範，這個物質前提就不再被資本假定為其前提，並因而從屬於一種“放任自流”（drift）——蘇聯工廠在許多方麵變得不像資本主義工廠了。[21]
這種新社會形式是什麽？它當然不是社會主義。相反，被繼承下來的物質基礎對某種指令（direction）的要求以令人吃驚的速度導向了一種官僚主義獨裁統治。正如提克肯（H.Ticktin）指出的，在這裏談論“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是非常不準確的，因為由於計劃者和被計劃者之間的對立，基本信息和監控體係並不處在恰當的位置，至多我們說這是指令性經濟（administered economy），在其中企業管理者和工人能夠勉強存活。如果它能夠被計劃（If it hadbeen planned），那將存在形式與物質之間的精準“切合”並且它也將存活下來。問題出現，恰恰是因為資本的物質化從資本對形式的控製中擺脫出來，卻沒有在社會新陳代謝的另一種有機體製中站穩腳跟，並或多或少迅速和根本地轉變經濟的物質基礎。蘇聯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它缺乏有機統一性。根據提克肯的看法，“僅僅存在著資本主義和它的本質——價值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和它的本質——計劃規律。這兩者之間的任何事物……是沒有本質的，除了形式和衰敗的規律之外沒有其他”[22]。當提克肯說這完全不是生產方式（更不用說它既不是“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是“官僚集體主義”）時，這種悖論性特征就被他表達出來了。政治性強製指令不能以控製工廠的方式推動生產力在穩定和持久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