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對必然的、合理的曆史進程的科學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提出了這樣的要求，要能夠規定關於無產階級，進而關於在無產階級中、並通過無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人性的唯一合乎理性的政策。共產黨追求這一政策的目的在於加速曆史進程（它為人們有意識地欲想，進而轉變成“自由掌握的必然性”）的發展。發展的目標是未來無階級社會，在其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在這一社會中，一切統治（政治）都應當結束，一切剝削都應當消亡。
考慮到蘇聯社會結構日益僵化（盡管實行了“種種改革”），對自由的長遠目標的暗示必然會日益成為對當前的不自由在意識形態上的掩飾，而“自由意識”教育則成為具體現實的替代品。恩斯特·布洛赫按照馬克思主義把占統治地位的不自由辯證地視為實現未來的絕對自由的必要手段，而為黨的專政進行辯護的衛道士卻被迫把它的統治重新解釋為完美的民主製。
西方的政治體製並不像蘇聯的政治體製那樣無可辯駁，由於顧及始終存在的公共意見的權力，政治家很少能夠利用突如其來的時機。盡管如此，沒有人會斷言我們的自由從未受到威脅，民主製決不會遭到濫用。但是無論如何，實現個人的獨立、負責，執行社會合法利益的真正可能性在於，法治國家要保證個人的自由，保證角逐國家政權的群體的多樣性（政黨、協會和工會等）。由於缺乏關於曆史發展的真正的科學認識以及由之產生的相關預測——即使存在這種預測，也不能推演出關於現實的具體決策（例如，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發並不能像斯大林所斷言的那樣推演出把社會主義所有製引入農村的時間和方式），因此在自由競爭中，政治生活必須保有多種多樣的構想，在這些構想中，沒有一種構想擁有“全部真理”，每一種構想都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公共福利”，以自己的方式解釋“公共福利”。按照“人的所有構想都是有限的”這一認識，任何這些構想都不能把自己設定為絕對的，每一種構想都必須準備服從於擁有不完備經驗的公民的“意誌和判斷”[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