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替代性的結論是，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僅僅從一般性的理論觀點中推導出來的“基礎主義”理論這種做法是錯誤的。但是，要采取這種立場，必須要用這樣一種態度來解釋馬克思的理論觀點，即它與這樣的社會相互作用是一致的，而這種相互作用則描述了他所說的現實事件。換言之，當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時，我們必須用這種方式來理解這一點，即它允許用後麵的那些要素去深刻影響生產方式，這種方式還把社會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自動依賴性消解了。我們必須這樣做，因為這就是馬克思在實踐中使用理論的方法。恩格斯建議一個向他請教馬克思唯物主義曆史觀的記者去讀一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並建議把它視為馬克思應用其理論的一個實踐案例。[17]這個重要的建議很少被采納。
同樣，當他試圖使自己從並不牢靠的學術觀點中擺脫出來的時候，老年恩格斯很多關於非經濟因素的觀點通常被認為沒有什麽價值。例如他把“因為我們否認在曆史中起作用的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有獨立的曆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它們對曆史有任何影響”[18]這個論斷視為一個荒謬的說法。
在這一點上，作為一種馬克思自己從來沒有將之應用於他的思想當中的表達方式，“經濟決定論”似乎成了一幅讀者強加給馬克思主義的諷刺漫畫，它誤解了他的一般性觀點。而且，如果“經濟決定論”是一幅漫畫，那麽“曆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和“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同樣如此，給他的觀點貼上的其他一些眾所周知的標簽也不是馬克思本人的。實質上，這些都是限製性的表述方式——它傾向於在表達自己的觀點之前先分析馬克思說了些什麽，在研究之前，對在任何曆史條件下都存在的諸多內在可能性進行限製。作為諷刺性的表達，它們變化很大，而且總是在把握馬克思著作中呈現出來的複雜現實時表現出作者個人的特殊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在信件中提到了“曆史唯物主義”，盡管他通常把它加上了引號，它最終仍然是別人的表達方式。[19]像馬克思一樣，他寧願使用“唯物主義的曆史觀”（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這種更為隨意的鬆散的概念，或者是更加簡單的“我們的曆史觀”（our view of history）。[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