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一生不斷地對黑格爾主義的堡壘（也許卡夫卡的“城堡”是個更好的比喻）發動攻擊。黑格爾主義中有某些馬克思想要的東西。或者換句話說，他想從這個絕對體係的殘骸中搶救出那些值得搶救的東西。毫無疑問，馬克思的思想與黑格爾之間的準確關係將繼續長期表現為一個謎題，並啟發研究。這是一種辯證的關係，也就是說，一種充滿矛盾的關係。馬克思在某種意義上繼承了黑格爾的思想，但僅僅是“擴展”了它；而在另一種意義上則脫離了黑格爾，徹底改變了他的思想。在寫作《資本論》的時候，馬克思表述出他自己的辯證方法，並闡明了它如何區別於黑格爾的方法，這在他的生命中是很晚的時候了。然而，在很早的時候，他從黑格爾那裏接受了“揚棄”（overcoming）的概念，以替換合題的概念，後者在黑格爾體係的建構中使正題和反題達到頂點，獲得完成和靜止。
我們今天的努力不是要一點一滴地追索，馬克思的思想在哪裏接受並擴展了黑格爾的思想，哪裏又徹底地區別於它。我們倒樂意揭示紛爭的要點，那個涉及馬克思思想與黑格爾思想迎麵碰撞的問題。這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複雜的曆史過程中經常被忽略。那便是有關國家的問題。對黑格爾而言，至少在他成為一個國家哲學家（philosopher of the state）的時候，國家既是凝聚社會的東西，也是社會的最高成就。沒有國家，組成社會現實的元素——“等級”、行會和企業，再細分如自治政府和家庭——都會分崩離析。離開它的規章製度，就會是類似客觀道德（禮儀和習俗、道德）和主觀道德（責任感和義務感）之間的破裂。人類曆史在現代符合憲法的國家中達到頂點。再沒有什麽在醞釀中的東西可以預期，從人類的努力中也沒有什麽可期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