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批判到政治行動的過渡，引發了這個與之密切相關的問題：革命運動和革命戰略的問題。
在馬克思看來，曆史過程是根本性的、不可替代的。它不是決定論意義上的“不可避免的”。它無限複雜，盡管它能夠被劃分為諸多層次、時期、特殊的和專門的曆史（技術的、經濟的、法律的、哲學的曆史，等等）。曆史的部分方麵是有限的，但基本的過程本身卻不是：它反映了人類經驗的整體，不是事實數據的集合，而是其根本含義的集合。它為沒有被完全控製的人類選擇留下了餘地。對自然和曆史的控製是一個終極目標，但它從未被完全達到。曆史的過程產生了不可預見的東西——否則任何創造都將是不可能的。在我們討論的層麵，即國家的層麵上，構成曆史動力的社會力量和政治決定論被由工人階級所代表的革命運動來提供。如果沒有它，由現代國家支配的現存社會中就什麽也不會發生。無論是潛在的還是明顯的，無產階級的壓力引起了曆史的改變——也就是說，一旦無產階級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出現（即隻要它將自己組織成為一個社會階級並作為一個階級存在）。壓力會變強或者變弱，改變的速度時緩時快，這些都取決於不同國家內的整體曆史狀況和社會—政治結構。但它不可能停止。
以前，技術和生產方式的改變，直接或間接地是社會變革的原因（causes）。反映在意識形態中的階級鬥爭，為這種變革提供了理由（reasons）。隨著無產階級的出現，原因和理由被合二為一，在一個更高的社會合理性中達到熔點。這意味著一個質的飛躍，階級矛盾消失在新的統一之中，盡管階級本身並不會真的一夜之間就消失。因此，在馬克思看來，曆史過程與黑格爾的“變”（becoming）不是同一個東西，它不是一條建立自身、定義自身並通過不斷地返回自身來創造自己未來的曲折道路。如此思辨的一個規定已經不充分了。曆史過程在實踐中尋求實現自身並證明自身。它的“主體”不是逐漸獲得自我意識的精神（mind），不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毋寧說，主體是——如果我們還使用這個哲學術語的話——工人階級。就此而言，它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