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主要討論的是辯證法和解構，我卻要討論馬克斯·韋伯，這似乎有點奇怪。而我之所以這樣做，不僅因為他有巨大的影響，而且因為他反對本質主義，許多研究者都在反思韋伯和寬泛意義上的解構主義之間的關係，他們已經非常清楚地說明、強調過這一點了。更重要的是，韋伯關注的很多問題同樣是我關注的，尤其是物化和還原論的問題，它們和社會科學中抽象的一般理論有關。我們的答案卻並不相同，原因在於他絲毫沒有考慮到，黑格爾的辯證法和理解我們社會生活曆史中的相對獨立領域之間的複雜的相互關係是一致的。事實上，他的新康德主義的本體論和認識論似乎從一開始就會從社會科學中排除掉辯證邏輯。
在韋伯這裏，社會科學中強烈的反本質主義和後結構主義變得煥然一新。①他在思想中再次強調了尼采，而且很多人都把他的著作視為福柯的前兆。①對馬克思的思想關注較少時，韋伯在一路走高，這並不很使人驚奇。因而，霍爾頓(Holton)和圖爾納(Turner)把“保衛韋伯，反對馬克思主義造成的很多任意的、誤導的批判”作為他們的任務，而“對自由主義和自由意誌論的興趣正在振奮、複興”,他們更加注重韋伯“持久的啟示”②。
在這一章中，我的目的與其說是回應霍爾頓和圖爾納的判斷，還不如說是要說明，即使考慮到韋伯很敏感——他認為理論不應該暴力地理解曆史——在理解現代資本主義的本性和曆程時，還是存在著比韋伯選擇的那些方法更好的方法。但韋伯對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理論還是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的，而且使我們避免了本質主義理論的陷阱。他相信理論的抽象在一定意義上總是片麵的和不完全的，因此最好是慎重地、啟發式地利用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