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韋伯的觀點，現實是無休止的洪流，人所看重的隻是它的某一部分，這一部分由此變成他們關注的焦點，或者換句話說，變得有意義。從根本上說，“我們是文化的存在，具有慎重對待世界並賦予它意義的能力和意願”②。韋伯由此得出，社會科學研究的現象總是文化，因為它們對於我們來說是充滿意義的，而這又是因為我們關心它、珍視它。我們願意從“毫無意義的、無限的世界進程”中切割、劃分出諸多現象，創造出概念，把它們用作分析工具來說明這些現象以及和這些現象有關的同時我們又願意解決的問題。按照查雷特(Zaret)的觀點，“韋伯所屬的新康德學派有一個基本信條”,即“價值讓我們有所選擇，從而從無休止的曆史之流中創造出離散的事件”③。
對於韋伯來說，我們是無法認識現實的本性的，我們所能認識的隻是特定的顯現，這是我們用人為創造的心靈建構(我們稱為“概念”)暫時地、片麵地把握住的。在自然科學中，由於例如重力這樣的現象不斷重複出現，表現為相對普遍的現象，我們能夠確立起一般的因果法則，相反，社會科學關心的是理解某一種文化一曆史形態及其原因。要想理解它，抽象的因果法則的作用非常有限，為了獲知其中的原因，我們需要理想一類型。因為，隻有理想—類型才會把原因孤立出來加以考察，隻有它才能獲得與韋伯主張的社會科學有點聯係的原因。因而“新教倫理”這個理想—類型是被假定為“資本主義精神”這個理想—類型的一個重要原因。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起源時，一個社會中的新教倫理越強勢，它就越可能發展出資本主義精神。
考慮到我在第2章中已經論證過的內容，讀者或許會認識到：不論一個人認為堅持或發展一般的本體論是否值得，在我看來，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科學的不同部門和領域可能會有不同的本體很重要，因為在資本這個知識對象這裏，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當然，韋伯並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性，因此，相對於我所主張的方法而言，他傾向於把社會的本體論風景抹平。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韋伯采用了一種普遍的“唯意誌主義行為理論”①,這種理論強調人的意願塑造了曆史，他由此無法清楚地思考結構是怎樣規定行動能力的。